马列毛基本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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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章: 介绍
  • 第二章:什么是马列毛主义?
  • 第三章:社会经济环境致使马克思主义问世
  • 第七章: 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构建
  • 第十六章:列宁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分析
  • 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经验
  • 第十九章:民族与殖民地问题

正在翻译的章节:

  • 第四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早年生活


需要调整的章节

  •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源头
  •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式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第十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机会主义的兴起
  • 第十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 列宁的早年生活
  • 第十三章:列宁及其新式无产阶级政党
  • 第十四章:1905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 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发展
  • 第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机会主义与革命战术
  • 第十八章:第三国际的建立
  • 第二十二章:对托派及其他机会主义的斗争
  • 第二十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策略
  • 第二十四章:毛主席的早年
  • 第二十六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的路径
  • 第二十七章: 毛主席的哲学
  • 第三十一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第三十二章: 毛主席去世之后


还未翻译的章节

  • 第八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第九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联系
  • 第十章:从巴黎公社中所学到的
  • 第二十章:斯大林的早年生活与1917革命时的贡献
  • 第二十五章:毛主席对右派和“左”的斗争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
  • 第二十八章: 毛主席在党内
  • 第三十章:伟大的辩论: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要求

1).符合汉语语序

2).减少“的”字的使用

3).对照原文,对制定地方加粗

4).符合汉语言日常使用习惯

感谢合作


扎姆【本站管理】(联系我) 2018年7月1日 (日) 17:02 (UTC)
当前译者 扎姆|赤旗寰宇|I don"t know|歌唱动荡的青春‎‎|School650‎|马克思的小学生Eirin_Du

目录

已经确认的翻译[编辑]

此文档由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编写,并成为他们的学习指导框架。此文档是马列毛和国际共运的典范总结和概述。我之所以转载此文,盖使更多人可以从中学习了解。 --http://massalijn.nl/theory/marxism-leninism-maoism-basic-course/

第一章: 介绍[编辑]

本段已被扎姆翻译

我们中许多人认为革命活动者是实际的人,觉得为何要用这些思想理论的条条框框来束缚,这些是给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当下最要紧的事情是继续工作。基层干部与党员觉得学习由中央与上面派发的方针是种痛苦,许多高层党员也觉得在推行理论方面太过高压了。

另外,有少许人觉得须知“伟大导师”的方方面面才能“恰当好处”的工作。他们花了大把的时间来读书,同时将读过的东西当成教条来做。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要避免这两大态度。所有同志应给予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学习我们基本的指导方针 ——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下文简称马列毛)。比起大量阅读其他读物,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与大致的风向尤为重要。若能将其应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整个党来说,我们的实践能力就会大幅增强。我们常常仅通过有限的经历来理解和分析周遭的世界,这也常常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正确理解马列毛,可使得我们免除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对马列毛的浅层理解,只能使我们从文字层面来理解党的立场和决定,并且很难体会到其中的精髓和意志。深刻领悟马列毛可以避免很多不该犯的错误。通过对马列毛的学习,我们可以从世界革命的经历中学习,吸收其精华的一面,同时在实际中区别好与坏。因此,对机会主义的辨别、批判、斗争极为重要。一言蔽之:我们行动必须依靠马列毛的框架

本马列毛基本教程旨在为行动派介绍我们指导思想主要方面。我们的理论最重要的是一个“实用”的理论,那便意味着将会付诸于实践。本理论就已经出现在许多阶级斗争之中了。因此,必须了解发现并制定这些基本准则的无产阶级伟大导师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具体物质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实践。故本书将会通过介绍马列毛的成长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诸如社会经济 主要的政治事件和阶级斗争等其诞生的基本概念将会进行简要的介绍。为了详细了解其特定方面,则需要进行更具体的学习。本基础教程的目的是了解我们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基础,历史条件和环境,具体立场和理论而出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学习吧!

第二章:什么是马列毛主义?[编辑]

本段已被扎姆翻译

领导革命的党是共产党,指导我党思想与实践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这都是诸位周知的。但是,我们中仍有很多人对马列毛主义认识模糊,对其意义和形式不明确;仅有少许人知道些许有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意义。这种理解即不全面也不充分,是十分肤浅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了解其中的含义;现在,我们首次尝试着理解马列毛主义的深层含义。

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发展与宣传共产主义议论的时候,是在1847年恩格斯著书名为“共产主义原理”。于此之中,共产主义被简练的定义为: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前提的学说。”恩格斯用非常精炼的语言解释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是使工人阶级(无产者)获得自由的理论,而这种自由会随着共产主义的建立而实现。斯大林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这种自由: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的胜利的科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 斯大林从广域的角度解释了马克思主义。首先,这是一种科学,是为在社会和自然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答案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方面的科学;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科学,而且这种革命并非有钱人的革命(较之前资产阶级革命或资本家的革命),而是穷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其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

这种科学在今天被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而其得名的由来,则是建立与发展该学说的三位导师 —— 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和毛泽东。除去这三位,我们之前认识的恩格斯和斯大林两位导师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恩格斯是和马克思一起共筑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亲密战友,同时他也在马克思本人辞世以后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则在列宁辞世后,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150年前在恩格斯的帮助之下马克思总结出来的。其主要内容如下:在哲学上由辩证唯物主义和由物质推演的历史,亦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在政治经济方面,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法则及其矛盾,以及揭露了剥削的来源,即剩余价值学说;还有基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首要战略轮廓的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的扩充。列宁主义发展是在俄国革命时期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国际的发展中逐步形成。列宁主义,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成就了如下的标志性贡献:在帝国主义皮下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律;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势力间的战争; 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一集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清晰的导向;为民族运动和殖民地运动提供理论和方向,并将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在组织方面,开辟了一种新式政党 —— 列宁式的政党体系。斯大林保卫并发展了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治理方式与首要的任务。

毛泽东主义是适应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伸和发展。它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主义的贡献包括:发展了矛盾论和知识论以及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道路,革命三大法宝 —— 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长期的人民战争理论和军事战争原则;两条路线斗争,整风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以苏联和中国的经验为基础,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辩证理解作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巩固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表现。

第三章:社会经济环境致使马克思主义问世[编辑]

本段已被赤旗寰宇翻译

正如我们在后面会看见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任何观念或者理论总是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 无论何时当新的物质条件产生, 新的观念和理论也会跟着出现。 这个真理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既然为了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尝试着去了解当时的物质条件, 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时的社会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早在150多年前就被提出了, 那时正是18世纪40年代。 它首次在欧洲被提出, 而那时的欧洲不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可以说是支配着全世界。 这种世界霸权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比如印度、中国、波斯都只能乖乖臣服于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出生并生活在欧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观察、 参与并被当时所有主要的政治事件影响。 既然我们为了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就应该看看当时的欧洲并且去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中的主要因素。

1)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 工业革命, 这场将近从1760年持续到1830年的革命, 这场虽然集中在英国, 却影响了全世界的革命。 工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作工业革命的原因就是在这场革命持续的七十年里全世界第一次掀起了工业发展的爆炸性、革命性的高潮。这是第一次许多大型现代工厂极速的建立并成长了起来, 尤其是在英国。极速发展的世界市场将英国的工业产品运往全世界. 尽管其他国家像法国、荷兰、德国部分地区、美国也建立起了许多大型工厂, 但在这个时代英国仍然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因此英国也被称作 ‘世界工场’,源源不断的向世界各国输送工业产品。

这场工业革命改变了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这之前并不是一个经济能力强大的阶级,只能算是一个中间阶级(资产阶级被称作bourgeoisie(布尔乔亚)就是因为 bourgeois(布尔乔亚)在法语里意为中间阶级)。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这个中间阶级被转化为了一个工业富翁阶级 ——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所拥有的无尽财富给予了他们更强大的力量去挑战仍是统治阶级的封建阶级。

伴随着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诞生,工业革命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阶级 —— 现代工业工人阶级,又称作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由共同在上千座大型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们组成,而这和早期一小部分在小型工场里工作的小手工业者们截然不同。现代的无产阶级除了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并且他们拥有几个世代前的小手工业者与劳动者们所不曾拥有的力量与自信。这种力量来源于无产阶级与现代工业的联系,他们的从工厂生产体系中学习到了几率, 他们超高的组织能力则是来源于他们在同一工厂中、同一屋檐下所进行的大规模集体化生产。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成为了历史上潜在的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2)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欧洲主流的政治局势。那便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大规模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场革命是 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仅给法国带来了剧烈的变化。 它同时导致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军队在拿破仑战争中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并且在他们所经之处引导了废除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改革。 因此可以说他们给于了各国君主以及封建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尽管法国军队后来被击败了,但旧的统治阶级们却再也无法恢复他们当年的地位了。而现代资产阶级却通过大量的资产阶级革命继续掀起革命浪潮, 而这导致了封建阶级决定性的失败 以及资本主义成为普世制度的胜利。

因此,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层面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早已在世界上最为进步、有着支配地位的国家中建立起了他们的统治并且取得了伟大进步和胜利的时代。

3) 尽管这是个资产阶级有着最伟大的进步意义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诞生的主要因素还是 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以及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运动,而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有着自我意识的势力登场的信号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升最早出现在英国和法国.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工业在这两个国家中较早地传播开了。 尽管现代工业的传播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量的财富, 与此同时这也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惨无人道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几乎四分之三的劳动力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因为对于资本家们而言,她们就是更为廉价、更容易控制的工人。六岁以下的儿童就被强制在纺纱厂劳动十四至十六个小时。随着资产阶级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工人们就要承受越来越多的苦痛。 随着织布厂的所有者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增殖资本, 他们织工的工资却减少到原先的八分之一。

因此,无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得反抗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最初反抗的爆发完全是工人们自发的、没有明确的方向的行动。 1810年11月在英国发生 破坏机械浪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一大帮纺织工攻击并破坏他们平常工作所使用的任何机器。而这就是他们抗议现代工业对他们生活的摧残的方法。这样的抗议没有明确的方向,在被残酷的镇压之后就迅速的灭亡了。

在这之后随之而来的是 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的散播与成长,而这给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向提供了一个答案。早期的工会基本只局限于熟练工人之间, 从1818年开始,被后世称作‘总贸易’的工会开始团结所有的劳动者。随着这些工会在英国开始成长, 一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的行动开始了。这个工会在成立后, 在1833-44年拥有了500,000名成员。随着工会的建立, 工人们开始组建起了合作社以及互助社团。在其他工会被大规模禁止的国家,合作社以及互助社团就是工人阶级组织的主要形式,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不断地在增加成员、增长力量。

随着这些工人组织开始成长,英国的工人们在1817年发动了 宪章运动 要求给予工人投票权。这是 第一次广泛的、真正大规模的以及在政治上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时所使用的方法,即大量的向议院提交请愿书,和现在时常发生的签名活动有些相似之处。这些请愿书一共收集到了五百万签名。有些宪章游行的参加者达到了350,000人,这展示出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随着运动力量和斗争性的增加,运动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并且在1850年被完全镇压。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当恩格斯还居住在曼彻斯特(在英国)时,他和革命的宪章运动领袖们以及他们的周报北极星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受到了宪章运动的影响。

在这个时代,不断增长的工人运动的斗争性引发的 第一次工人起义 往往都被血腥镇压了。举几个例子,在1816年伦敦、1819年曼彻斯特爆发的起义,1831年和1834年在里昂(法国)爆发的丝绸工人起义,以及1844年在普鲁士德国西里西亚(今天波兰的一部分)爆发的手摇织物亚麻织布工起义。最后这场斗争给予了德国以及年轻的马克思极大的影响。

因此, 在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在许多工业国家迅速壮大了起来。然而,这份力量还是十分的弱小并且还无法给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或者旧的封建统治阶级造成威胁。尽管如此无产阶级还是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的登场同时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阶级的诞生。许多声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思想和理论也随之诞生。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被确切地阐述出来时,也只是这些思想理论中的一种。尽管许多理论在同一经济环境下被提出,但是却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正确理解当时环境以及改变这些环境的方法。因此在未来的数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

第四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早年生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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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人非生而为马克思主义者,就连马克思[1]自己也不是,必须通过一个思想观念发展形成,形成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形态的过程。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发现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真理之前,也必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思想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二人的具体经历所决定的。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下两位伟大导师的早年生活。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里尔,当时属于莱茵普鲁士[2],现今是德国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是当地的顶级律师,家境很好,也很有涵养,但一点都不革命。马克思的父母都来自犹太教拉比世家,因此尽管家境富裕,但在普鲁士的反犹主义的氛围之下,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歧视。1816年普鲁士政府立法禁止犹太人从事法律工作,马克思的父亲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824年,普鲁士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非基督徒进入公立学校,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正常上学,海因里希·马克思再次被迫给他的孩子们施洗。海因里希·马克思并不信奉任何宗教,但为了自己的工作和子女良好的教育,不得不改信基督教。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罗马皇帝的驻地,后来又成为天主教主教的驻节地,对该城及周边地区实施神权统治;1794年8月,法军占领特里尔,对特里尔实行世俗统治,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制度传入特里尔。1815年,拿破仑败北,特里尔又回到普鲁士国王的手中。据此看来,马克思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统治特里尔21年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一定尚未散去。

特里尔是一个小城,和我们稍小一点的塔鲁卡(taluka)[3]规模差不多,人口约12000,也是服务于周边地区的集镇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著名的葡萄种植区。特里尔是一个典型的“服务业”著称的小镇,公务员,牧师,小商贩,工匠组成其主要人口。工业革命的浪潮一直没有波及到特里尔,因此在经济上比起其他地方相对落后,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该镇相当贫困,根据1830年官方统计数据,每四个人中便有一个人失业,实际的失业率更高。不仅如此,乞丐和妓女随处可见,小偷小摸的犯罪也是相当的高。因此,马克思在儿时便见证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

小学毕业后,马克思于1831年进入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并在4年后毕业离开。在三周之后,马克思被送往特里尔40英里外的波恩大学法学院进修。马克思希望能多多学习先进知识,便立即选了九门课,除了法律之外,还包括诗歌,文学,艺术等等。他最初是按时上课,但逐渐对此失去兴趣,特别是法律课。他逐渐觉得课程枯燥,十分不满,先将课程减少到六门,随后又减少到四门。

他决定要自学成才,很快卷入了动荡不安的学生生活中,并成为学生领袖。马克思对写诗尤为感兴趣,于是他便加入了“诗人联盟”(Poetenbund),一个革命学生创办的诗歌会。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不断斗争当中,他很快成为资产阶级一方的领袖。马克思经常参加拳击比赛,有时还参加击剑决斗。马克思随身携带短剑,并一度因此被警方逮捕。他也曾被指控“骚扰夜间和平以及醉酒”,被学校关了一天禁闭。甚至在一次击剑角斗中右眉被划伤,直接导致他的父亲1836年6月把他从波恩大学带回特里尔。

马克思回到特里尔后,与普鲁士政府高官冯·威斯特法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秘密订婚。燕妮年长马克思四岁,和马克思是青梅竹马,马克思还在上学时两人就决定日后结婚。马克思父母批准了他们的婚事,但是燕妮的父母1837年才同意。

1836年10月马克思转学到普鲁士首都的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的规模比波恩大学大得多,是当时著名的学术中心。选完课后,马克思立即钻进学习里。他一夜又一夜熬夜,饮食不规律,大量吸烟,读大部头的书,在笔记本里记满了笔记。马克思没有正常上课,而是自学。他以惊人的工作速度,从法律转向哲学,从诗歌转向艺术,再到自己创作戏剧和故事,最后又回到哲学和诗歌上来。过度工作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特别是肺结核损害了他的肺,马克思有时被迫去疗养。但他一好转过来就恢复过度工作的习惯。他研读从古至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种种著作,不过主要爱好是哲学。马克思一直寻找着普遍意义,寻找着绝对的本质、定义和概念。

大学第二年马克思加入了一个哲学学生和老师们组成的团体:“青年黑格尔派” 。他们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追随者,这位哲学家曾任教柏林大学,1830年去世。这群人试图赋予黑格尔哲学激进的解释,所以有时被称为黑格尔左派。 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朋友布鲁诺·鲍威尔教授是一个激进无神论者,一直攻击教会的教义。这种攻击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政治观点让他们成了普鲁士当局的眼中钉。马克思完成博士论文后,被普鲁士当局任命的反动派控制的柏林大学拒绝授予马克思学位。结束在柏林大学的学习后,马克思把论文提交给了不受普鲁士管辖,有自由倾向的耶拿大学,并在1841年4月获得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希望去波恩大学当一个讲师,布鲁诺·鲍威尔1839年已经前往那里任教。但是鲍威尔自己身陷困境,他的反宗教讲演引发了学生骚乱,最后普鲁士国王亲自下令将鲍威尔从波恩大学开除。这意味着鲍威尔教学生涯的结束,也意味着马克思彻底失去了谋取教职的希望。

马克思一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关注新闻业,这也促使马克思参与进在莱茵兰省和邻近的威斯特伐利亚省日益兴起的激进民主反对派运动。这两个省经历过法国反封建改革的解放影响,是反对普鲁士国王的重要中心。工业化也促使资产阶级力量增强,特别是在科隆,这座莱茵兰最富庶的城市。激进反对派运动在这里得到了苦于封建束缚的工厂主们的强力支持。

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写作,1842年十月成为《莱茵报》总编。莱茵报是一份受到工厂主支持的日报,在马克思手中很快成为了激进民主运动的战斗武器。但这种行为使马克思陷入了与普鲁士审查官员的长期冲突。最后报纸因为刊登抨击俄罗斯沙皇专制统治的文章,沙皇亲自向普鲁士国王施压,普鲁士国王下令查封《莱茵报》,报社于1842年3月关闭。马克思随即开始了新计划,创办一份新报纸《德法年鉴》

在1841年到1843年这段时间,马克思深深卷入了当时的政治风暴中。但那时马克思基本上仍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并未持有共产主义观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重要转变发生在1841年,那年他阅读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评宗教。这本书在马克思的思想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唯物主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本影响了马克思的书是马克思的朋友莫泽斯·赫斯1841年写的哲学著作《欧洲三头政治》,作者在这本书里试图融合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和黑格尔左派的思想,发展出一种共产主义哲学。

但那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了解依然十分有限。他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内容是在1842年,那年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许多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但是读完了之后马克思并没有转向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转变发生在1843年末马克思迁居巴黎之后,在那里他接触了工人的共产主义团体,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订婚七年后,马克思和燕妮在1843年6月结婚。 他们在瑞士度过了短暂的蜜月,在这期间马克思写了一本册子[4],对黑格尔进行了最初的批判。蜜月结束后他开始了研究并准备移居巴黎,前文提到的《德法年鉴》将在巴黎出版,迁移到巴黎是为了避开普鲁士的审查。虽然计划出月刊,但是只出版了1844年2月一期报纸就倒闭了。

但马克思在巴黎的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直接接触了热点中心巴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除了会见了一大批理论家和革命者,马克思和巴黎许多工人阶级革命者定期接触,从中获益匪浅。同时马克思在读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接触革命者和进一步的研究对马克思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所反映。

唯一的一期《年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一期里包含了一篇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文章[5],马克思在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概括。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也做出了他著名的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期也刊登了一篇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文章[6],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用唯物主义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作品产生了兴趣,1844年8月28日至9月6日,二人在巴黎会面。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面,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阐明了他们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础。先前二人已经独立地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次会面让他们在理论上达成了完全一致。这次会面中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纺织业城市巴门,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棉纺厂厂主,狂热的新教基督徒,政治观点非常反动。

巴门和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一样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并且曾被法国统治20余年,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但是巴门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莱茵兰地区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恩格斯从小就在这里见证了工人阶级遭受的极端贫困和严酷剥削。为了和工厂竞争,手工业者被迫起早贪黑地劳作,时常借酒浇愁。童工见怪不怪,职业肺病更是在这里四处蔓延。T

恩格斯在巴门市立学校上学到14岁,之后转到邻近城市的爱北斐特理科中学(现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已经合并为一个城市)读书,这所中学在普鲁士名声显赫。恩格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很早就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他也是学生们诗歌圈的一员,自己写诗写小说。恩格斯计划学习经济和法律,但是他的父亲更想让长子学习经营家族生意。17岁时恩格斯离开中学去父亲的办公室当学徒。

恩格斯的学校生涯结束了,但它在空闲时间继续研究历史、哲学、文学和语言学,写自己喜爱的诗歌。第二年,1838年7月,恩格斯被送去港口大城市不莱梅的一家大型贸易公司当职员。大城市的氛围让恩格斯得以接触外国文学和新闻界。空闲时间他开始读小说和政治书籍,并继续学习外语,粗通了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英语、荷兰语等语言。语言学习能力贯穿了恩格斯的一生,他能流利掌握包括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二十多门语言。在不莱梅期间,恩格斯还熟练掌握了骑马,游泳,击剑和滑冰几项技能。

在学校的时候恩格斯就是一名反官僚斗士,长大后,青年恩格斯被德意志正在成形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传播的激进民主思想吸引。最早吸引恩格斯的团体是支持激进政治观点的青年德意志派。恩格斯不就开始为他们在离不莱梅不远的港口城市汉堡出版的报纸[7]写作。他写了两篇反应自己家乡情况的文章[8],描绘了巴门和爱北斐特工人承受的剥削和疾病,半数儿童无法上学被迫进厂工作的悲惨现实。恩格斯尤其严厉批判了剥削阶级工厂主们(当然包括恩格斯的父亲)所信奉的虔诚主义的空洞虚伪。

1839年年末恩格斯开始研究黑格尔,试图把黑格尔哲学和自己的激进民主信仰融合起来,但在这上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要等到恩格斯在1841年结束在不莱梅的职员工作,几个月后前往柏林服兵役之后。

服兵役期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讲座,随后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那时马克思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深受都深受费尔巴哈书中[9]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作品开始呈现出一些唯物主义倾向。恩格斯强调政治行动才是主要任务,认为青年德意志派局限于空洞的文学辩论,1842年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但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派保持着很强的联系,尤其是和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兄弟。

恩格斯与鲍威尔兄弟的亲近使他和马克思在1842年11月初次见面时没能成为朋友。恩格斯那时刚服完兵役,在离开家乡去英国曼彻斯特到父亲公司当职员的路上。在路上他拜访了马克思在克隆的报社,那时马克思在报社当总编。但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鲍威尔兄弟,批评他们的宣传过于注重宗教,忽略了政治。马恩二人在初次会面时因为观点不同没能成为朋友。

恩格斯在英国的经历使他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和曼彻斯特的工人以及宪章运动的工人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曼彻斯特是世界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不就恩格斯就着手对曼彻斯特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定期访问工人区,以获得第一手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和年轻的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相爱,后来她成为了恩格斯的伴侣。除了为未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10]收集材料,恩格斯也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潜在的革命性。通过定期参与工人运动,恩格斯开始相信工人阶级不仅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更是一个通过革命行动建设新世界的战斗阶级。

除了接触工人阶级,恩格斯也开始深入研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甚至面见了许多来自法德的提出这些理论的领导人物和作家。为了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恩格斯开始深入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为他开始察觉到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他最初的研究发表在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报纸上。上文已经提到过,这篇文章促成了马恩二人的交流和1844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面。

恩格斯在从曼彻斯特回家乡巴门的途中,会见了待在巴黎的马克思。他们的讨论让马克思更好地形成了二人都开始信奉的唯物史观。在这次会面上,二人开始创作第一部合著[11],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和二人早年参与的青年黑格尔派。

接下来的八个月,恩格斯在德意志进行了密集的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这期间恩格斯不断反抗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反对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事业,试图让他回厂子里工作。在父亲的办公室工作了两周后恩格斯就扔下工作,离开巴门去和马克思汇合。当时马克思已经成为封建当局的眼中钉,普鲁士国王向法国国王施压,法国国王下令将马克思驱逐出巴黎。马克思被迫带着妻子和八岁大的孩子搬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恩格斯也到了布鲁塞尔,住在马克思家旁边。

马克思在此期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和恩格斯在会面时讨论过的崭新世界观的主要特征,按恩格斯的话来说,要向所有可能的方向发展新世界观。他们的成果是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在一百多年后该书才得以出版。这本书在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让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澄清自己的旧观念,建立起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的支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时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1]本章中所有“马克思”未经特别注明均指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2]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

[3]“塔鲁卡”并非地名,是南亚地区的一种自治小区,有自己的政府机构。

[4]《克罗茨纳赫笔记》,一共五大本。

[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6]《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7]《德意志电讯》

[8]两篇文章一篇必然是《乌培河谷来信》,另一篇译者无法确定。

[9]《基督教的本质》

[10]《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1]《神圣家族》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源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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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生活的早期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才。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突然从这些宏伟的大脑思想中浮现出来的某种发明,这也是非常清楚的。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基础。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实际内容和形式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领域所进行的斗争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是深刻的知识分子,对当时最先进的国家的思想最新进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把握。因此,他们可以站在他们面前的伟大思想家的肩膀上,吸收任何好的东西,并拒绝他们的错误。而且它是这样,他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和内容。

让我们看看哪些是他们的想法的主要思想领域。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

1)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意识形态都必须在某种哲学中有其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着强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基础。

德国哲学在1760年到1830年间已经发展成为欧洲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它的基地在德国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智力上非常先进,但没有发展出革命的政治力量,或者发展工业革命的经济资源。这可能使他们倾向于精心设计的思想体系。

但是,这个有许多公务员的班级有很多矛盾的方面。它有时一方面倾向于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倾向于封建阶级。这反映在德国哲学既有进步又有进步的方面。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以自己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中尤为明显。因此,他们拒绝了所有支持现存封建社会,在进步和革命的部分发展起来的反进步方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

2)英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重要来源。英国是工业革命的中心,但对于经济和法律的研究应该在这个国家达到顶峰是很自然的。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的。它在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坚实基础上发挥了资本主义辩护和赞美的作用。它也为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英格兰,其时期始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着名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他基本上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自由,就会导致人类的最大进步。因此,他提出了减少资本家阶级封建制度的任何控制的论据。大卫•李嘉图是另一位着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他在与地主的资产阶级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他非常重要的发现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这表明所有的经济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他后来的经济学家分析了资本主义下经济危机的原因。 英国的政治经济基本上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对封建阶级起了革命性的作用。然而,经济学家们往往没有把分析推到超过损害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地步。因此,例如,李嘉图尽管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但并没有揭露资产阶级对劳动的剥削。这是马克思完成的。他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超越资本家阶级的工作,并从中得出了必要的革命结论。因此,马克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3)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来源是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法国。这些理论代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希望和目标。它们既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提出了抗议。法国当时是革命团体和革命理论的主要中心,它激发了整个欧洲。因此,社会主义理论也主要来自法国是很自然的。

这些理论大多存在重大缺陷,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社会的适当科学分析。尽管如此,它们却与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个人主义,自我利益和竞争息息相关。他们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因此,马克思在制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之前,就研究了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在巴黎期间,他与无数法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和成员一起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马克思选择了社会主义最优秀的人物,并为其提供了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基础。因此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从世界当时最先进的国家的三大思想源头出现的故事。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 - 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 - 对应着新意识形态的三大要素 -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尝试理解这些部分的每一个的本质。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式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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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早先多次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认为所有的哲学都应该切合实际,并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马克思在他的这句名言中以最明显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 哲学家们一直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 但是,重点是要改变它。“通过这一点,马克思意味着他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就像我们的玫瑰和穆斯尼坐在山上,思考超自然的事物一样。除非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否则他并没有多少思考和思考。他的基本搜索是试图了解世界是如何变化的,从而参与实践并改变当今的世界和社会。因此,他对一种可用于社会实践的哲学感兴趣。

为此,马克思必须对所有哲学中的基本分裂 - 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分歧采取立场。这种划分是关于基本问题,即基本的精神或性质。以精神为主的立场属于理想主义阵营,而以自然为主的立场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理想主义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宗教相联系。作为实践的人,他们完全反对宗教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在唯物主义阵营中,这是很自然的。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肯定受到当时费尔巴哈和其他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着作的影响和帮助。然而,这些哲学家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者,他们把自然和社会理解为一台机器,不经过任何发展或真正改变就能转身。马克思拒绝了机械唯物主义,因为它没有理解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为此,马克思不得不转向辩证法,这是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本质是它在相互联系和矛盾中理解事物。因此,辩证法能够提供马克思所认识的改变世界所必需的发展科学。

那时,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和规律(马克思深入研究的)是欧洲最先进的。但是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发展了他的哲学规律,只是使它们适用于思想领域。他属于唯心主义阵营,拒绝承认自然和物质社会是主要的,精神和思想是次要的。因此,他不接受他的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不明白他的思想规律本身就是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反映。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黑格尔的辩证法以理想主义者的名义站在了它的头上 - 这意味着它是荒谬的和不合逻辑的。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并给了他们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因此,他把黑格尔的思想定律也纳入了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之中。他就这样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通过给辩证法一个理性的和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把它变成了革命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历史,从而发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理解社会和社会变革的新的革命方式。它解释了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的基础,并不是一些聪明人的大脑的发明,而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它向所有革命者表明,社会变革的道路在于理解社会,并相应地制定思想来实现变革。

唯物史观的起点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即工具,机械,技能等。马克思说,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我们得到了明确的生产关系,即关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例如,像木犁,风力,手工和动物工厂这样的落后生产力给我们带来了封建关系; 现代生产力如拖拉机,收割机等普遍存在时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具有一定形式的社会意识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此外,马克思说,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政治和知识生活。因此,例如,封建生产方式对妇女和更低的种姓以及非常不民主的政治制度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压迫;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减少了社会压迫,带来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

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阶段,它们与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些旧的生产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除非这些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否则生产力不能发展。这个生产关系开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链条的时期,是社会革命时代的开始。需要革命来改变生产关系,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被打破,即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就会很快发生。

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在1844一1845年完成的第一个重大发现。这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伟大支柱的基础。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导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但其实质仍然是上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七章: 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构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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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前马式社会主义时代(Pre-Marxist socialism)主要趋势的统称。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乌托邦”(源于“乌托邦”理念,旨在使一切事物变得完美)与“社会主义”两个词逐渐风行。常用来指一群思想家,意图通过消灭人性中的个人主义,自私与竞争,以更加平等的方式改造社会。很多思想家或其追随者都意图通过建设理想社区来实践他们的理论,让所有的成员在合作的基础上工作,生活,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这些思想家认为,只有这样的理想社区才能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提供可供遵循的榜样。他们并依赖社会实际演化过程来实现他们社会主义计划,相反,这些思想家认为他们的计划与理想本身的“合理性”便足矣说服众人,并改造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阶级对压迫和剥削的回应,劳动人民为推翻封建主义而苦苦挣扎,然而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只不过是资本家的自由以及对工人群众的再三剥削罢。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出现,是由于资本家与工人间的阶级矛盾以及工人群众对剥削的抗争而引起的。而这些社会主义学说,则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为劳动者伸张正义的社会系统。

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生产(The anarch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是新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更加合理的体系,以有序和谐的方式满足人类的需要。他们中有一些人试图让资本家以及政府相信,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合理,更有计划,更加富有可操作性,甚至试图在一些富人的项目中筹得基金。

前马氏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学说主要缺陷在于,这些学说并没有基于社会上出现的阶级矛盾以及阶级斗争。虽说他们观念本身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但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来说,他们的理论反映了处于襁褓时代的无产阶级的想法,但实际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当马恩两人接触各种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群体的时候,他们便尝试着说服其追随者放弃那些观念错误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二人参与各种革命和工人群体的辩论,之所以这样,便是为了给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科学依据。为此,他们必须揭露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缺陷和谬误,并将社会主义放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坚实基础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阶级斗争理论不是他发明的新东西。实际上,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作家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都很有意识和描绘。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其他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表明了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会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

马克思首先证明了,阶级并非总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他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的原始公社时期(The primitive communism)并没有产生阶级,而在未来,也就再也没有阶级。其次,马克思特别分析了当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并展示了阶级斗争如何不可避免的导致工人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第三,马克思指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向新社会过度的时期。而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废除所有阶级并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来毁灭自己(被压迫)的阶级地位

马恩二人一生都在发展,传播这种阶级斗争理论,并为之付出实践。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让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从此,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拍脑瓜拍出来的产物(the product of some brilliant mind),而是历史上两个发达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可以完美,和谐,理性的完成。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下,任务就是分析社会,阶级矛盾的历史和经济基础,并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出发,寻找终结一切阶级冲突的方式,带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氏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毋庸置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很快便放弃了前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主义以及非阶级理论的社会主义思想。马恩二人很快便成为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思想领袖。在1847年,又一个国际组织成立之初,很快便联合了各国的工人,知识分子,革命团体,并立刻成为其领导者,马恩二人为其提名,称之为“共产主义同盟”,并为其拟定章程,而这个章程便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第一个纲领和总路线,而且还规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刨析了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内在。宣言很快便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传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本文所概述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流传了150余年,直至今天。

第八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编辑]

As we have seen earlier Marx developed hi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inuation of 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economists. Most of Marx’ earlier economic writings from 1844 to 1859 were in the form of a critique of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He countered the claims of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ists that capitalism was a permanent and univers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he proved that capitalism could exist only for a limited period and was destined to be overthrown and replaced by a new and higher social system. His later economic analysis, particularly the various volumes of his main work, Capital, concentrated on discovering the economic laws of capitalism.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ir origi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us forms the main content of Marx’ political economy.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ists always made their analysis in the form of a relation between things i.e. the exchange of one commodity for another. Marx however showed that economics deals not with things but with relations between persons, and in the last resort between classes.

Since under capitalism it is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that dominates, Marx started his analysi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mmodity.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was not a mere exchange of things but actually an expres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producers in society who have been linked by the market. Though commodity exchange has exi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is on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ney and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that it reaches its peak linking up the entire economic life of millions of individual producers throughout society into one whole. Capitalism even converts the labour power of the worker into a commodity that is bought and sold freely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wageworker sells his labour power to the owner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e. the capitalist. The worker spends one part of his working day producing the equivalent of his wage, i.e. producing what is necessary to cover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himself and his family. The other part of his working day is spent producing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growth of the capitalist. The worker gets absolutely no payment from this production which is for the capitalist. This additional value which every worker produces, over and above the value necessary to earn his wage and maintain himself, Marx called surplus value. It is the source of profit and the source of wealth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cept of surplus value exposed the nature of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t also brought out the source of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 This class antagonism was the princip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ownership. This discovery of surplus value was referred to by Engels as the second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arx (along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Lenin called the doctrine of surplus value as the corner stone of Marx’ economic theory.

Marx also analysed in detail the periodic economic crises that repeatedly affected capitalism. He explained capitalist crises also as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He thus exposed the falsehood of the bourgeois economists who at that time propagated that capitalism could not face any crisis, as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would solve all problems. They tried to present that whatever was produced by the capitalist would automatically be sold in the market place.

Marx however expose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working of capitalism itself would lead inevitably to crisis. He showed how capitalists in their desperate urge to earn more and more profits went on madly increasing production.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every capitalist tried to maintain a higher rate of profit by cutting the wage rates of his workers and throwing them into poverty. The working class composes the largest section in society and the poverty of the working class automatically means the reduction of their capacity to buy the good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Thus on the one h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goes on increasing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being supplied to the market, whereas on the other hand it goes on reducing the buying capacity of a large section of the buyers in the very same market. This naturally leads to a sever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on one hand and the contraction of th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ult is a crisis of overproduction where the market is flooded with unsold goods. Numerous capitalists are thrown into bankruptcy. Lakhs (100,000s) of workers are thrown out of their jobs and forced into starvation at the same as the shops are filled with goods that remained unused because there is no one to buy them.

Marx further concluded that the anarchy of these crises of capitalism could only be resolved by resolving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between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ownership. This could only be done by overthrow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and thus giving a social character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Marx showed that the social force that would bring about this revolution had been created by capitalism itself; it was the proletariat class. It was the proletariat alone who had no interest in continuing the present system of exploitation and private ownership. It alone had the interest and capacity to establish socialism.

Marx analysed how every crisis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He described the process with each crisis of centralisation of capital into the hands of a smaller and smaller handful of capitalists. This proceeded alongside the immense growth in the misery and discontent of the vast mass of workers. As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sharpened, the revolutionary upheavals of the proletariat grew in strength, finally resulting in revolution,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building of a socialist society with a social character of ownership suited to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duction.

In this way, Marx, starting from the economy’s most basic unit – the commodity – brings out the nature of the economic laws governing capitalism. He thus exposes the scientific economic basis for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oad to communism.

正如我们所见,早期马克思在不断发展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对抗英国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844年到1859年的马克思早期经济学著作大多是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形式出现。他反驳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永恒并普遍的系统的宣称。在另一方面,他证明了资本主义仅仅能够在有限的时期内存在,而且注定会被推翻并被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系统取代。 他随后的经济学分析,尤其是他主要的集大成的作品——资本论,专注于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联系的深入分析——商品的起源、发展和衰退,由此形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经常从物品联系的角度开始他们的分析即一个商品同另一个商品的交换。然而马克思则表明经济学要解决的不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且最后归结于阶级关系。因为商品生产处于资本主义中的支配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就从对于商品的分析开始。他指出商品交换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换,而事实上是社会中被市场所联系的个人生产者之间联系的表现尽管商品交换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但它仅在随着货币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诞生时到达了它的顶点,并把遍及社会的上百万的个体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连结成一个整体。资本主义甚至把劳动者的劳动力变成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商品。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劳动者花费他工作日的一部分时间来生产他工资的等价物即生产维持他本人劳动力和他家庭的必要生活资料。他工作日的另外一个部分则用于维持资本家的生活和资本的增殖。工人完全没有从为了资本家而生产的产品中得到任何的报酬。每个工人生产的这部分额外价值,高于工人获得必要工资以维持其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称其为剩余价值。这就是利润的来源和资产阶级财富的来源。剩余价值概念的发现揭示了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原理。它同样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来源。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表现:社会化生产和私人所有制的矛盾。剩余价值的发现被恩格斯认为是马克思第二个重要的发现(连同唯物史观的发现)。列宁把剩余价值学说称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还细致分析了不断重复影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他解释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因此他揭示了在那时宣称资本主义不会面临任何危机并且市场运行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他们试图证明资本家生产的任何商品都会在市场上自动卖出。然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机制会不可避免的导致经济危机。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家是如何通过疯狂的扩大生产来急切并极力的赚取越来越多的利润。然而与此同时每个资本家都试图通过削减工人的工资比率并把他们抛向贫穷来维持一个更高的利润率。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组成的一个最大部分,并且工人阶级的贫穷必然意味着他们对于市场上商品购买力的下降。因此在这方面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用于市场供给的商品生产,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削减在有限市场内作为购买者最大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的购买能力。一方面这自然就导致了生产扩张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另一方面的市场收缩这样的结果就是由于市场上充斥着卖不出去的商品而带来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数不清的资本家被抛入破产的队伍。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并且被迫面对饥饿,然而于此同时商店内充满了未被使用的商品因为工人们没有人有能力购买它们。马克思深入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无政府状态只能通过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来解决。这只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来实现,并且这样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创造了他们自身的掘墓人,那便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不会对保留现有剥削制度和私人所有制有任何意愿。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分析了每次经济危机是如何激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他描述道每次经济危机都把更多的资本集中到更少的资本家手中。这个进程伴随着广大劳动者的痛苦和不满极大增长。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变得尖锐,无产阶级的革命巨变不断积蓄力量,最终会走向革命,没收资本家的私人资本并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来适应社会化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马克思的分析开始自经济的最基本单位——商品,从而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的原理。于是他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经济基础以及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第九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联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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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之前几章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参与了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团体。马恩二人领导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个由欧洲不同国家革命者组成的国际组织。二人起草了同盟纲领,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共产党宣言》。 但是在那时,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尚未深入广大工人群众。 共产主义者同盟主要是一些流亡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那时只是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

1848年革命里, 起义之火烧遍欧洲大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马克思主义首次得以在实践上一展身手。革命首先在在法国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比利时政府恐惧革命的传播,立即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被迫前往巴黎,不久后恩格斯也抵达那里和他汇合。但革命浪潮传播到的一致时,二人决定立即返回德意志参加革命。

在德意志二人试图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工人团体的工作成果。他们创办了一家日报《新莱茵报》,这份报纸实际上起了革命派机关报的作用。报纸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因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当时德意志的主要任务。但同时该报也是德意志新兴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方,马恩二人试图把德意志不同省份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大型工人政党。报纸坚持了一年,随着革命在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失败被勒令关闭,马克思也被普鲁士国王下令驱逐出境。马克思返回巴黎,但不久又因为法国当局的迫害被迫离开。恩格斯继续留在德意志,在革命军中战斗到最后。战败后恩格斯逃离德意志,在1849年年底与马克思汇合,那时马克思已经定居于伦敦。英国从那时起成为马恩二人的活动中心,直到二人先后去世。

1848年革命失败后,困惑在全欧洲的革命者和无产阶级活动家中蔓延。大多数早期主流社会主义理论无法给革命中种种事件的起因给出合理的解释,在一片困惑中马克思接下了这项历史任务,分析了隐藏在革命早期的胜利和随后的失败背后的种种社会力量。因为法国是革命的中心,也同时是革命兴衰的重要起点,马克思集中精力分析了发生在法国的种种事件,并为此写下了两部杰出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马克思初次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当下的历史事件。他透彻地分析了革命中一次次峰回路转背后的阶级力量,为无产阶级革命战术的制定提供了阶级分析的基础。马克思展现了不同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揭示了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以及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对待他们。

之后马克思继续创作有关所有世界政治大事的文章,并在文章中清晰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这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它们相比有巨大的优越性:其他的社会主义无力解释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实践工具。

同时,马恩二人积极地联合弱小分散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活动中心在德意志,面临着普鲁士秘密警察的残酷镇压,许多在德意志的成员被捕入狱,同盟最终在1852年11月被迫解散。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长期的政治反动时期里,马恩二人继续试图重新组织并复苏工人运动。除了大量撰写并发表著作,他们继续保持着和不同国家工人组织的接触,特别是英法德。马恩二人一直努力建立起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并在发达工业国建立起独立的工人政党。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马克思做的,这个时期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再被各国政府屡次驱逐,甚至在伦敦定居之后,马克思仍处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特别是普鲁士的秘密警察。政治迫害之外,马克思在经济上也一直困窘。由于贫困和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无组织状态,马克思没有条件当全职革命家。马克思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为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所得的微博稿酬,当然不够养活马克思一大家子,一家人常常面对贫穷,债务甚至饥饿,家里大量财物都被拿去典当,换钱买食物。马克思有六个孩子,但只有三个活过了童年,小女儿死的时候葬礼被迫延期数日,直到马克思筹措到丧葬费才得以下葬。马克思本人重病缠身,为了完成工作常年和病魔搏斗。

在长期的经济困难里,恩格斯是马克思一家主要的资助者。1848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被迫来到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工作。恩格斯在那里工作了20年,开始当职员,最后五年成为了公司的股东,一直干到1869年。恩格斯在这段时间里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得以定期资助马克思。

恩格斯的帮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虽然空闲时间很少,恩格斯还是投入大量精力继续研究工作并帮助马克思。二人定期通信交流想法,马克思常常和恩格斯讨论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国际工运的问题。

他们的努力在1864年结出了果实:那一年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成立了。马克思不久就成为了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主要负责起草国际的第一份宣言和纲领。但第一国际的纲领并未包含太多《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第一国际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同,不是局限于几个革命者团体的组织,实际上国际的许多支部,特别是在英法的支部,代表的是许多大量工人参加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缺乏清晰而正确的认识。这些组织主要是工人组成的,思想觉悟水平自然比精心遴选成员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低很多。因此宣言和纲领只能在脑海里构想,正确的路线不得不以国际中大多数成员接受的方式呈现。马克思有着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组织经验,是当时唯一有能力为国际起草文件的人,因此被委以重任。随后几年里,马克思几乎为第一国际起草了所有重要文件。

因此只有马克思能为第一国际提供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观点。实施贯彻这些观点意味着和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建立强大的组织,而机会主义着则反对进行坚决的斗争。马恩二人坚持与这两股势力斗争,努力将第一国际建设成一个联合欧美工人的战斗组织。他们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同时促成了许多工业国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1871年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成立时,马克思主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己在1848年革命时的地位,再也不仅仅是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有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非凡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再也不是局限于几个小团体内的思想,而成为了一种大众现象,它的影响力扩展到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中,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给资产阶级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已经和广大工人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十章:从巴黎公社中所学到的[编辑]

The Paris Commune wa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hen the proletariat seized power and attempted to set up its own rule. The Commune could not consolidate its rule and was crushed within a period of 72 days. However its experience was of world historic significance. During its short existence it had provided a glimpse of the new society. Through both its positive examples as well as its mistakes it had provided immensely valuable lessons for the working class of the world. Marx, in his role as leader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ummarised the lessons of this great experi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t.

The background to the Paris Commune was provided by the Franco-German war of 1870-71. It started in July 1870 with the reactionary French Emperor Napoleon III ordering an attack on Prussia (which with other smaller provinces became Germany in January 1871) because he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the Prussians were in a weak position. His armies were rapidly defeated and Napoleon III himself surrendered and was taken prisoner by the Prussians in September 1870. Napoleon III’s surrender was followed by the setting up of a Republic headed by a politician named Thiers. Thiers in March 1871 signed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Germans. Paris however, which had been surrounded by the Prussian army since September 1870, did not submit to Thiers. It was in the control of the Paris National Guard, which was composed mainly of workers. On March 18th, 1871, Thiers sent his army to disarm the National Guard. There was a revolt in which two of the French army generals were shot dead and the army was forced to retreat. Power had passed ov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National Guard, who, within a week, held elections and set up a Council consisting of 92 members. The Council, which had a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became the organ of government. It introduced numerous progressive measures for the reorganisation of social lif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ty and thus had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whole working people. The Paris Commune was however a government under constant attack. Fearing the strength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German and French oppressors had immediately joined hands to crush the Commune. Germany even directly helped the Thiers government by releasing a large section of the French army who had surrendered and been taken prisoner in 1870. The Thiers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by reinforcements then launched a full-scale campaign to conquer Paris. The workers fought bravely but they were no match for the well equipped professional army. After many days of heroic fighting, resulting in thousands of martyrs, the Commune was crushed on May 28th, 1871. Even after the takeover over 30,000 Communards were butchered in cold blood. Over 45,000 were court-martialed, of whom many were executed and others sent to prison or to exile. It was as if the bourgeoisie was determined to teach an unforgettable lesson to the workers lest they ever even dream of seizing power aga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as at the peak of its popular appeal at the time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and the Paris Commune. It had a wide struggle base among the workers and regularly provided guidance on political questions. Whe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broke out Marx immediately brought out a document in the name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his document is one of the first applications of the Marxist tactical principles regarding war. He called fo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of the workers while putting the blame for the war on the rulers of both France and Prussia. Due to the propaganda of the International a strong spirit of internationalism existed among both German and French workers. In fact Bebel and Wilhelm Liebknecht, two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leaders of the German proletarian party who were Marxist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ere jailed by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for voting in parliament against war credit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war Marx characterised it as a defensive war on the part of Germany because of the reactionary nature of the aggressive Napoleon III regime. He however predicted the fall of this reactionary ruler. When this took place Marx immediately brought out a document which called on the German workers to oppose what had now become a German war of conquest. He called for peace with Franc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newly formed Republic. He characterised the Republic as being led by the finance aristocracy and big bourgeoisie. He however felt 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attempt to overthrow the Republic and form a workers’ government. In fact Marx firmly opposed any attempt at insurrection in Paris. This was because the German enemy had already surrounded Paris and there was very little chance of any insurrection surviving in such circumstances.

Despite Marx’ advice the activists of various anarchist and conspiratorial trends who had some following in Paris made various attempts at organising an uprising. When the insurrection actually took place Marx despite all his earlier opposition declared full and militant support for the Commune. He immediately recognised its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sent hundreds of let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trying to build up support. He through messengers kept contact with the Communards sending advice to the Internationalists in the Commune. Consulting Engels, who was an expert in military matters he also sent advice regarding the military defence of the Commune. Thoug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e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members of other groups and trends, the Marxists within the Commune made all attempts to strengthen its activities and defence.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Commune the International was the principal organisation which arranged for shelter and help to gain jobs for the Communards who had to flee the brutal repression of the French bourgeoisie.

Marx, who immediately hailed the Commune as an event of immense historic significance, made an in-depth analysis trying to draw lessons from its experience. This wor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was written during the Commune but could only be brought out two days after the its fall. It served to propagate its achievements and build the correct approach to the Commune among revolutionaries and work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Marx firstly highlighted the major positive and revolutionary measures taken by the Commune, which he presented as the incubation of the new society. He pointed out the major political decisions as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abolition of subsidies to the Church, replacement of the standing army by a people’s militia, election and control of all judges and magistrates, upper salary limit for 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aking them strictly responsible to the electorate, etc. The major socio-economic measures were free and general education, abolition of night work in bakeries, cancellation of employer fines in workshops, closing of pawnshops, seizure of closed workshops which were to be run by workers’ cooperatives, relief to the unemployed, rationed houses and assistance to debtors. All the above measures showed that there being no clear direction to the Commune, all its decisions had the clear stamp of the actions of the proletariat. Despite being faced constantly by the desperate question of its very survival, the Commune through its actions provided the first glimpse of what type of society the coming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ould bring. It provided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the proletariat in state power – what Marx and Engels referred to as the first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Commune by its weaknesses also provided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s for the future struggles of the proletariat. These were pointed out by Marx. A serious weakness of the Commune was the lack of the clear and centralised leadership of a single proletarian party. From this Marx concluded that for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have the leadership of a strong, clear-sighted and disciplined proletarian party. The other point, which Marx repeatedly stressed was the need to smash the earlier state machinery. In order to build the new workers’ state it was not possible to rely upon the earlier state machinery of the bourgeoisie with its state officials who were totally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the old social order. In fact in order to build the workers’ state it was first necessary to smash the earlier state apparatus and get rid of all the high level officials associated with it.

In the period of reaction and repression following the Commune, there was considerable confusion among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as to how to assess the experiences and draw the correct conclusions. The anarchis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large numbers in the Commune, were particularly at a loss. Marx’ analysis gave a clear-cut position clearing all types of confusion. Marx also helped propagat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Commune throughout the world. Following the Commune the bourgeoisie portrayed Marx as the real leader of the Commune and he was therefore even interviewed by the world press. Through these interviews he thus was able to present the correct stand to various countries. Marxism again was providing the correct answers.

第十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机会主义的兴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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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运动实行了反动攻势,第一国际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法国,革命者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变成了身处他乡的流亡者,而其内部也产生了尖锐的派系斗争。在德国,劳工运动也遭受了挫折,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由于反对战争及吞并法国领土遭到长期关押。而也这意味着国际的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受到了损失。与此同时,英国工人运动发生分裂,一些领导人因为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支持巴黎公社暴力革命),而离开了国际。此外,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活动也削弱了国际。在1872年国际大会上,马恩二人决定将国际总部从伦敦转移到纽约。然而,削弱后的国际终究因难以恢复其力量,于1876年解散。

然而,第一国际的解散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以及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巴黎公社运动之后长达近35年的时间是较为和平的时期,欧洲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在此期间,大多数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劳工运动迅速发展。基本上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于此时建立了庞大而又复杂的机构。在他们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工人日报、工人合作社等,并在合法的环境下运转,甚至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在1889年,多个这样的政党聚集在一起,成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形成进一步鼓励了世界各地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

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他们一直为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并肩负着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思想领袖和实际组织者。马克思专注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更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自1867年第一卷《资本论》出版,马克思一直在同病魔斗争,在生命结束前完成著作。然而,在1883年3月14日他逝世前,《资本论》仍然没有完成。恩格斯肩负起了收集、整理马克思的手稿,编辑并最终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艰巨任务。事实上,恩格斯在1869年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之后也做了许多理论工作。恩格斯独自地或与马克思合作完成了关于哲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化论、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起源等方面的各种著作。在马克思逝世后,他在指导和建立各国运动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通过定期通信,他履行了这个领导任务的职责,直到1895年8月5日他去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机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这种机会主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开始增强力量。在第一国际时期最初出现并在日后继续存在的拉萨尔主义,是重要倾向之一。其创始人费迪南•拉萨尔是1863年在德国成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始人。拉萨尔主义主要的机会主义方面是阻碍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并呼吁政府援助建立劳工合作社,拉萨尔认为这是改革社会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为了避免对争取更高的工资斗争产生错误的观点,马克思在1865年撰写了《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一着作,并将它提交给了第一国际总理事会。1875年,当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是在德国的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统一为一个政党时起草的纲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团结,所以他们对拉萨尔主义的机会主义政治作出了许多妥协。马克思在他的批评中对机会主义政治的观点彻底进行了批评。然而,这个批评只给德国党内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成员看过。它没有被分发出去,很少有其中的建议被付诸实践。然而,1891年起草新党纲时,尽管该党一些主要成员抗议新党纲,但恩格斯坚持发表这一批评。这次,拉萨尔主义的内容再没有出现在新的纲领中。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时,其他机会主义倾向似乎也遭到坚决反对。恩格斯辞世后,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某些分子,意图攻击马克思主义,然而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十分困难,于是他们便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后来被称作修正主义的这一趋势首先由伯恩施坦发起,他是德国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成员之一,在1898年和1899年在德国党内首次提出了他的观点。伯恩施坦提出,由于社会环境改变,有必要改变马克思提出的所有基本说法。他提出,没有必要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暴力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将逐渐带来社会主义。随着工人阶级的运动中机会主义的日渐增多,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很快在各方得到支持者的支持。然而与此同时,许多真正的革命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集结起来。辩论在1904年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大会之前进行。代表大会以25票同意,5票反对,12票弃权强烈谴责修正主义。另一个妥协性质的、没有强烈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由于21票同意,21票反对,没有得到通过。因此,这两项决议中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部分支持修正主义或持有不愿意强烈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尽管代表大会终于谴责修正主义,但1904年的事件本身就很清楚地表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高层为自己建立了坚实基础。在许多国家,反机会主义也很强烈。其中一个反机会主义中心在俄国,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同俄罗斯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斗争了无数次。

第十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 列宁的早年生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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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文献传播较早的国家之一。实际上,马克思主要著作《资本论》第一个译本就是俄语。 1872年(原德文版出版仅五年之后)的一个版本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获得了不错的销路,有声望的期刊给与这本书大量正面的评论。资本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1873 - 1974年《资本论》的引文已经开始出现在俄罗斯大城市激进学生的宣传中。俄国革命者也比较早地将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成俄文。

其中一位革命家是维•伊•查苏利奇,一位以试图暗杀圣彼得堡市长而著称的女性革命者。她于1881年便开始与马克思通信,在马克思去世后又与恩格斯继续往来。 1883年,她加入俄罗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于1889年参加了第二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他首次与恩格斯会面。后来普列汉诺夫继续与恩格斯保持密切联系,并接受恩格斯的指导。

在俄罗斯,普列汉诺夫在推广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他翻译并推广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者)论战的同时,他也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许多理论贡献。当时的俄罗斯处于沙皇的暴政下,许多革命者和革命团体开始活动。然而,其中许多团体有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倾向。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为把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加入这个组织的列宁,是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杰出人物。

列宁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党名,他在1870年4月22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省首府辛比尔斯克市。它位于伏尔加河畔,这是俄罗斯最大的河流。尽管如此,在列宁的青年时期,它与外界的交流是有限的。没有铁路,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在伏尔加河航行的蒸汽船。然而,河流到了封冻期之后,就必须要骑马了。

列宁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经过努力从贫苦农民上升为辛比尔斯克省的教师,学校督察,最后成为小学校长。 1874年,他还被授予贵族身份——公民议员。他于1886年去世。列宁的母亲是乡村医生的女儿。尽管她没有上学,但她在家接受教育,甚至学习了许多外语,后来她把外语教给她的孩子。她于1916年去世。他们有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在幼儿时期死亡,一个在十几岁时死亡。列宁是第四个孩子。他的所有兄弟姐妹都在长大后成为革命家。

不过,列宁最受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影响。亚历山大是圣彼得堡大学(当时的俄罗斯首都)的杰出学生和金牌得主。他是圣彼得堡革命青年秘密革命学习圈的成员,并在工人中进行政治宣传。他在思想上站在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之间。 1887年,亚历山大因为试图暗杀沙皇而与他的姐姐安娜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捕。安娜后来被释放,并被驱逐出圣彼得堡。 1887年3月8日,亚历山大和他的四位同志一起被吊死。当时只有17岁的列宁发誓要为他的哥哥报仇。

列宁在非常年轻时就是一位有非常系统的学习方法的模范学生。与其他学生不同,他从不在最后一刻才交出作业。相反,他提前准备大纲和草案,在写作最终稿之前不断做笔记、补充和修改。他的注意力非常高,在学习时从不和打扰他的人交谈。他非常崇拜他的哥哥,并且在年轻的时候试图模仿亚历山大所做的一切。在他的兄弟被绞死一个月之后,尽管他紧张且悲伤,但列宁不得不去应付学校参试。身为该校最好的学生,不出意料的获得了金牌。

尽管获得了金牌,但列宁无法仍然被圣彼得堡大学或莫斯科大学录取,因为他是一位著名革命家的兄弟。他最终被更小的喀山大学的录取。然而,在三个月后,他参加了一项反对限制大学自治和学生自由的新规定的示威游行,因此被逐出喀山市。将他带到城市边界的警察试图说服年轻的列宁,告诉他,在他的的面前是一堵墙,而列宁答道,那堵墙是一堵朽墙,一踢即垮。在1888年,当局允许列宁返回喀山,但他没有重新入学。而是在这里,参加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圈。

在此期间以及后来全家搬到萨马拉省时,列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读书和学习。除了读俄国革命者的作品外,列宁在十八岁时开始阅读许多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开始将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播给他的大姐安娜,然后组织他的朋友成为小型讨论组。他还参加游泳、滑冰、登山和打猎等项目。

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一再让他重新入学。然而,在喀山遭到再次拒绝。他也被拒绝获得护照以及出国留学。经过许多次申请后,列宁在1890年最终只被录取为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律系借读生。他可以直接参加考试而不被允许听课程。列宁决心在与他的前喀山同学同时完成他的课程。因此,他自学并在一年内完成了为期四年的课程。在1891年举行的考试中,他获得了所有科目的最高分,并获得了一等学位。 1892年1月,他成为律师,并开始在萨马拉地区法院执业。

然而,列宁对他的法律职业最不感兴趣。在圣彼得堡考试期间,他在那里发展了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交往,并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萨马拉,列宁花费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非法学习圈中给工人和他人授课。他还组建了萨马拉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圈。萨马拉是民粹派的中心,列宁集中精力与当时已转向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作斗争。同时,他十分尊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勇敢无私的民粹派革命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退出政治活动后居住在萨马拉。列宁总是渴望从他们那里学习他们的革命工作、他们的保密技巧,以及在审讯和审判中革命者的做法。列宁在萨马拉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这些著作在学习圈中流传。他还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列宁的活动和影响开始蔓延到萨马拉以外的伏尔加河流域。

在拥有好的观点后,列宁现在想扩大他的革命工作的范围。为此,他于1893年8月搬到了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一个拥有无产阶级的大工业中心。为了掩饰自己,他接受了圣彼得堡一位资深律师的律师助理的工作。但他做很少的法律工作,完全集中精力于革命活动。列宁很快成为了为圣彼得堡众多秘密学界带来新生活的领军人物。他也影响了莫斯科的学习圈。除了在学习圈里演讲外,他总是对了解工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感兴趣。在这些学习圈里,他说服了一大批革命派人士从小范围的选择性宣传(当时的宣传与我们今天的政治教育类似)转变为广大工人群众的大规模骚动。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她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工人夜校不发薪水的情况下教书。她的许多工人学生在列宁组织的学习圈内。列宁本人总是渴望从她对圣彼得堡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深入了解中学习。当列宁生病时,她曾经拜访他,并逐渐将他们的友谊变成了爱。

同时,列宁继续扩大在俄罗斯更多城市的影响。 1895年2月,各主要城市的团体会议决定派列宁和另一位莫斯科的代表出国与劳动解放社接触。列宁第一次访问欧洲的时间是1895年4月至9月。他在此期间会见了劳动解放社的普列汉诺夫和阿克塞尔罗德以及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组织的其他领导人。他渴望与恩格斯见面,但由于恩格斯将要逝世而没有做到。

在他回到俄罗斯后,他将圣彼得堡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统一为一个称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联盟的政治组织。联盟立即开始鼓动并组织城市大工厂的罢工。它还制定出一份非法的工人杂志。但是这本杂志无法出版。一直密切关注列宁的秘密警察最终通过举报人帮助提供的证据将他逮捕。他于1895年12月与第一期非法杂志的手稿一起被送入监狱。

列宁甚至从狱中设法与外面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他的母亲和姐姐安娜给他带来了很多书,他通过他教给他妹妹的密码在书中发送信件。他还发送了用牛奶书写的信件,这些牛奶起着隐形墨水的作用,在加热后就可以显形。他用黑面包作为他的墨水瓶,以便任何一个监狱守卫一到附近就能吞下他们。因此,在监狱里,列宁甚至可以写下小册子和策划罢工。1896年期间整个俄罗斯的罢工都在增加。列宁被认为是联盟的真正领导者。同时他也开始对他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从早到晚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列宁每天在睡前定期锻炼以保持健康。

在监狱里过了一年以后,当局释放了列宁,但又立即判处他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并于1897年5月到达。同时克鲁普斯卡娅也被捕。列宁提出在西伯利亚与她结婚。她简单地回答说:“如果要我成为一个妻子,那就这样吧。”1898年5月,她被允许与列宁一起到达西伯利亚。列宁在西伯利亚度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理论工作。在克鲁普斯卡娅的帮助下,他将一本英文书籍《工业民主》翻译成俄文。他还完成了在1899年合法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写作。他还开始了与经济派斗争——这是一种与前一章提到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相关的机会主义倾向。他还就俄罗斯革命的计划和当前任务写了大量的文章。当他在1900年初流亡时,他立即着手进行这些任务。

第十三章:列宁及其新式无产阶级政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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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流亡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RSDLP)于1898年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有9位代表出席。然而,在会议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被捕了。虽然党的旗帜已经举起,但这次大会并没有真正成功地统一所有团体,建立单一的党组织结构。因此在1900年这个任务仍然存在。

在列宁流亡时,制定党的计划已经详细制定出来。列宁认为关键在于成立全俄统一政治报。列宁提出,让在政治和组织上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圈、团体和组织联合起来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政治报。这家报纸将能够通过提出正确的路线并立即打击所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在政治上串联整个俄罗斯的所有不同组织。同样地,秘密散发非法报纸这一最困难的任务本身也需要创建一个地下组织来面对高压的俄罗斯秘密警察。列宁希望在召开党代会之前首先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必须首先打败过去几年在运动中抬头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潮流。

列宁的计划首先在俄罗斯各城市的斗争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上讨论并被批准。他在这个计划中的主要助手是圣彼得堡中央集团的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他们与列宁同时被捕并流放至西伯利亚。该计划是要把这份报纸的发行地点设置于国外,因为在俄罗斯境内出版它太危险了。列宁还计划为此目的联合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这个社团已经在国外存在。编委会由六名成员组成——其中三名来自国外的解放社,三名来自俄罗斯——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在完成所有安排后,报纸的第一期在1900年12月出版。

它被称为《火星报》。它的标题页面载有1825年第一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星报》在不同时间于各个国家——德国,英国和瑞士印刷。它从未被直接送到俄罗斯,而是经过极其迂回的路线,直到他们到达俄罗斯境内的《火星报》秘密委员会。分发者躲避秘密警察的任务非常艰巨,如果《火星报》走私者被抓获,他们将被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火星报》是一个主要的工具,用于在学习圈进行授课,授课内容通常是报纸中的文章。《火星报》特工利用一切机会分发报纸以及秘密的《火星报》传单。它们不仅在工厂散发,还散发到街道、剧院、军营,或通过邮递。在大城市,它们遍布街道或剧院的阳台。在深夜或清晨报纸被分发到工厂的庭院中和靠近水泵的地方,这样在早上工人可以看到他们。在每次这种被称为播种的操作之后,在附近的一堵墙上会做一个特别的标记,以便在早上了解到夜间工作的影响。在小城镇和村庄,《火星报》小册子会在赶集时放入农家车中,并粘贴在墙上。所有这些都是危险的工作,因为发现意味着立即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慢慢开始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在此基础上列宁计划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除了组织问题之外,列宁发起的一场重大斗争是与经济派的斗争,经济派想把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仅仅局限于工人的经济斗争。在列宁流亡时期,经济派在俄罗斯增强力量,列宁意识到在召开党代会之前,在思想上必须打败经济派。他特别通过他的书《怎么办?》发起了对他们的直接攻击。列宁揭露了经济派的观点是如何屈服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忽视了党的意识和主导作用。他表明这将如何导致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奴役。经济派在颂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想把革命党变成一个社会改良政党。列宁因此表明,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倾向在俄国的代表。列宁在俄罗斯广泛分发的这本书利落地击败了经济主义。因此它奠定了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基础的原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主义趋势的实际诞生发生在1903年7月至8月举行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大会的主要辩论是关于该党的性质应该是什么,以及谁应该获得党的成员资格。列宁提出,为了建立一个紧密、有效、专业的革命党,所有党员都应该在党组织中工作。另一方面,马尔托夫的模式则是松散运作的合法政党,这在当时已成为第二国际的共同点。因此,他提出了宽松的会员标准,这将允许任何接受党派活动并在财政上支持该党的任何人都有资格获得党员资格。因此他准备接受任何党的同情者入党。在这一点上的投票中,大多数人都支持马尔托夫。然而,当后来一些机会主义派别离开大会时,大多数人都站在列宁的一方。这反映在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委员会的选举中,这些选举是按照列宁的提议进行的。尽管如此,两大集团之间的分歧依然很大,甚至在大会之后仍然存在。从那时起,在大会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的列宁的追随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意为俄语的多数派)。受到少数选票的列宁的反对者被称为孟什维克(意为着俄语的少数派)。

孟什维克在大会后立即开始阴谋和分裂活动。这造成了很多混乱。为了消除混乱,列宁于1904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著作《进一步,退两步》。它详细分析了大会期间和之后的党内斗争,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后来形成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组织原则。这本书的发行使该党的大部分地方组织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一方。然而,中央机关、党的机关和中央委员会落入了决心否决大会决定的孟什维克手中。因此布尔什维克被迫组建自己的委员会并开始自己的机关。两个团体也开始为组织自己的大会和会议做单独的准备。这些会议在1905年举行。党完全分裂了。然而,它为奠定真正的革命党 - 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第十四章:1905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 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发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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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是在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开始的。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长达35年的和平时期在一系列战争中被打破。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临近,新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争取掠夺和扩大市场。他们参与了一些地区的战争。其中一场重要的战争是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些地区性的战争只是帝国主义列强准备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新分裂的一种方式。

同一时期也是革命高潮的时期。然而,这些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第一次革命是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次是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无产阶级的角色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它的起点是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开始的日俄战争,于1905年8月23日沙皇战败和签订一个羞辱性的和平条约而结束。布尔什维克对战争采取了明确的革命立场,他们反对本国的政府,反对任何虚假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沙皇的失败将是有利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并加快革命到来。这是实际上发生的事件。 1900-190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加剧了劳动群众的困苦状况。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痛苦。随着战争的继续,俄罗斯军队一次接一次战败,人民对沙皇的仇恨加剧。他们发起了1905年的伟大革命。

这场历史性的运动始于1904年12月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罢工。这是整个俄罗斯罢工和革命浪潮的“信号”。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一群手无寸铁的工人在示威游行时遭到屠杀,这引发了革命风暴。沙皇血腥镇压工人的企图,只是激起了群众更加激烈的反抗。整个1905年,工人进行激进的政治罢工,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粮食,甚至俄国海军波托金号战舰水兵也掀起了反抗浪潮。为了转移斗争,沙皇首先设立了“咨询”杜马,然后设立了“立法”杜马(杜马是俄罗斯议会)。布尔什维克抵制了杜马,而孟什维克决定参加。革命的高潮时期是1905年的10月至12月。在此期间,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由所有工厂的代表组成的。它们是革命力量的萌芽,是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模板。革命斗争从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一直持续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去年12月,莫斯科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和民族的革命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之后革命浪潮开始消退。然而,革命还没有完全被击溃,工人和革命农民在斗争中缓慢撤退。 1906年有超过一百万的工人参加了罢工,1907年有740000人参加罢工。1906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席卷了沙俄一半以上的地区,1906年下半年则席卷了五分之一。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1907年6月3日,沙皇发动政变,解散了他所设立的杜马,甚至撤回了他在革命期间被迫授予的有限权利。在沙皇总理斯托雷平之下的一段强烈镇压时期称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它持续到1912年的下一次罢工浪潮和政治斗争。

尽管1905年革命失败了,但它动摇了沙皇统治的基础。它还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教育。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的革命性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朋友和敌人以及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观点已经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得到牢固确立。

关于上述所有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有相反的观点。孟什维克的观点是当时在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中普遍存在的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观点。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俄国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自由派资产阶级领导,因此无产阶级不应该采取任何措施来吓唬资产阶级并将其推入沙皇的怀抱。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革命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而必须自己担任革命的领导。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发展了他们对革命的其他重要战略和战术问题的观点。

因此,布尔什维克呼吁通过武装起义来扩大革命和推翻沙皇;孟什维克试图在和平框架内控制革命,并试图改革和改进沙皇制度。布尔什维克推动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与农民的坚固联盟以及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实行孤立。孟什维克接受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盟和领导,并且没有把农民看作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布尔什维克准备参加以成功的人民起义为基础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并呼吁抵制沙皇设立的杜马;孟什维克准备参加杜马,并提议使其成为该国“革命力量”的中心。

孟什维克的观点并不是改良主义趋势的一个孤立的例子。实际上,孟什维克的观点完全代表了当时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他们的立场基本上是当时第二国际领导人支持的。因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仅与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作斗争,而且还要改变当时主导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改良主义观点。然而,列宁的表述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观点的延续和发展。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所带来的新形势下运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手法的进一步发展。列宁在革命过程中的各种著作中提出了这些策略,特别是在他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这本书写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大会之后的1905年7月,揭示了两个派别提出的战略和策略的本质区别。

列宁在这部著作和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基本战术原则是:

1)贯穿列宁所有著作的主要战术原则是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两个条件是必要的。首先,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愿意彻底战胜沙皇并可能愿意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盟友。列宁认为农民是如此的盟友。其次,有必要让为了争取成为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而与无产阶级作战的阶级离开革命领导的地位并被孤立。列宁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阶级。因此,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战术原则的实质上也是与农民结盟的政策和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

2)关于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列宁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最有效手段是胜利的人民武装起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呼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并武装工人。他还呼吁无视当局和法律,以革命的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8小时工作日和其他紧急要求。同样,他呼吁组建革命农民委员会,以革命的方式实现夺取土地等变革。这些无视当局的手段使沙皇的国家机器陷于瘫痪状态,并发挥了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导致在城镇建立革命的罢工委员会和农村的革命农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后来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发展起来。

3)列宁进一步认为,革命不应该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实现民主共和国之后停止。 他提出,革命党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他因此给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概念提供了具体的形式。

这些战术原则成为下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实践的基础。 它最终带来了无产阶级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建立。

第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机会主义与革命战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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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世纪之交就带来了帝国主义列强夺取殖民地的战争。前一章中提到的日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这场战争发生是因为俄罗斯和日本都希望控制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和朝鲜。夺取或重新夺取殖民地的类似战争在世界各地开始爆发。因此,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在殖民主义和战争问题上采取正确的革命立场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在第二国际大会之前提出的。

然而,到那时,机会主义已经在第二国际的各方中广泛传播。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在许多关键的政治问题上已经开始考虑资产阶级的立场,这在1907年第二国际大会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殖民主义和战争问题在大会上首先被提出。

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大会的领导机构——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殖民政策的决议,并将其提交总机构批准。这一决议名义上批评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却并不完全拒绝夺取殖民地的原则。它实际上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夺取殖民地可能符合“文明的利益”。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公开的帝国主义立场遭到在总机构中的革命者的强烈反对,决议终于被否决,但只有小幅度的优势:127票对108票。

在对战争问题的立场上,类似的机会主义在领导层体现出来。倍倍尔是一个著名的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追随者和助手,他准备了这项决议。然而,该决议仍然模糊不清,没有任何成员在发生战争时应采用的的具体方向或行动方针。革命者——特别是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再次强烈反对这一点。然后他们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为国际成员提供了一个明确防止战争的方向,争取在战争开始时迅速结束战争,并充分利用战争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唤起人民,引发革命。这是马克思已经明确规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战争立场的延续。由于机会主义者不能公开反对这种观点,所以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随着战争危险越来越大,1910年和1912年国际大会再次讨论并通过了有关战争的决议。他们决定所有议会的社会党人都应该投票反对战争贷款。他们还在决议中重申卢森堡和列宁在1907年提出的修正案的措词。

然而,机会主义对第二国际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通过这些决议的大多数领导人完全不打算坚持这些决定。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7月至8月真正地爆发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无可争议的领袖,领导了第二国际。工会官僚们不是试图唤醒工人反对战争和革命,而是立即与雇主签订了一项不罢工协议。在议会就战争贷款投票之前召开的党团会议上,大多数人投票支持这场战争。只有少数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革命家反对。考茨基当时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想领袖,投票弃权。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摒弃了以往的所有大会决议,并一致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第二国际从那时起就不复存在了。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社会党人立即跟随德国党。第二国际分裂成各自相互斗争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

布尔什维克几乎是唯一支持反战决议的党派。在第二次国际领导人完全陷入机会主义的情况下,只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维护和执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战争的正确立场。列宁立即写下了表达这种正确观点的著作。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呼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并建立一个新的第三国际来代替第二国际。列宁通过联合所有左派反战力量开始了建立第三国际的进程。尽管这些力量从1915年开始召开会议,但仍有许多混乱保留着。列宁不得不承担清除这种混乱的任务,并在这些要素中确立对战争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革命立场,以及在国际上和在俄罗斯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列宁通过他在俄罗斯和国际范围内传播的各种著作来做到这一点。

以下是列宁概述的原则和任务:

首先,社会主义者不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除一切剥削将消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发起必要的战争和具有革命意义的战争的可能性。

其次,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决定对一场的战争的态度的主要根据是: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战争,以及什么阶级发动和指挥了这个战争。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动国王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的目的是废除封建主义,建立或加强资本主义,所以它们是进步的或者是正义的战争。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者会支持所有这些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进行的战争。根据这种认识,列宁列举了可能被称为正义战争或进步战争的例子:1)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对其帝国主义剥削者进行的民族战争 2)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阶级发动的反对他们的封建统治阶级或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 3)为维护社会主义祖国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战争。

第三,列宁指出,根据上述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正义性或进步性。他将帝国主义战争比作拥有100名奴隶的奴隶主和拥有200名奴隶的奴隶主争取更加“公正”地重新分配奴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目的是重新分配殖民地奴隶。因此,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性的或防御性的或正义的战争。这是一场非正义的反动战争。唯一的立场是应当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因此,这场战争的唯一用处就是利用这场战争进行革命。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指出,在战争中让自己的国家战败是有利的。战败会削弱统治阶级,促进革命的胜利。因此,任何社会主义革命者都必须为战争中使自己的政府落败而努力。

最后,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有义务参与和平运动。尽管如此,在参加和平运动时,他们有责任指出,没有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持久和平。实际上,任何一个想要实现正义、民主的和平的人都必须站出来支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虽然这些原则和策略是在第二国际的各党之间传播的,但唯一实践它们的是布尔什维克。正是这种战争方式帮助他们利用了战争造成的革命危机局面,并在三年内实现了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十六章:列宁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分析[编辑]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规律的分析是基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互相竞争。他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资本集中的过程。然而,他没有活到足以看到资本主义新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诞生。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于20世纪初,列宁对这一阶段进行了分析。在1897-1898年,列宁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做了初步分析,但并未对帝国主义这一主题进行充分分析。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即帝国主义引起的战争,列宁认为有必要对帝国主义进行充分的分析,以了解战争的经济基础和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后果。

1915年,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领导人——第二国际的卡尔·考茨基写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书,他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正在走向“超帝国主义”,未来国际社会将是稳定的,没有战争的危险。这种论调的出现使得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他的论点与今天分析全球化的一些人相似,他们认为,由于跨国集团和公司的成长,以及它们的资本向所有国家的扩散,这些跨国公司将反对战争,因此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一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对帝国主义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由于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是由考茨基提出的,他当时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因此绝对有必要反对这一理论并提出正确的理解。必须清除第二国际主义者并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进行正确的分析,提出正确的策略。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在1916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创作出了著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除了这一主要著作外,他还写了许多其他的文章,把基本的经济分析与无产阶级的策略联系起来。

首先,列宁试图澄清考茨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是什么?”的困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的具体特点有三方面:帝国主义是(1)垄断资本主义;(2)寄生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垂死的资本主义或临终的资本主义。垄断取代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垄断资本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五种:(1)垄断组织、集团、国际垄断联盟-生产的集中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以致于形成了一个这些资本家联合起来镇压其他竞争对手的资本家的垄断协会。他们确定价格,分配自己的生产,并作出其他安排和协议,以防止其他人进入和成功进入市场。他们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大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垄断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合作创造金融资本。-在列宁时期,这已经达到了三、四、五家大型银行操纵主要工业化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程度。(3)特别重要的资本输出-这一特点不同于非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出口,它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分治密切相关。(4)国际垄断联盟对世界经济的分割-在列宁时代,已经有一百多个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它们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并以“友好”的方式将其分割开来。当然,这种“友好”只是暂时的,并且会持续到战争发生,以重新划分市场。(5)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领土(政治)划分-世界上所有落后国家的殖民化进程,基本上是在帝国主义开始时完成的。任何进一步的殖民地都只能通过重新划分世界,通过战争才能得到。

列宁根据上述特点,对帝国主义作出如下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之一,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已经确立;资本的出口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世界在国际垄断组织中的分裂已经开始;全球所有领土在最大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分裂已经完成。”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首先表现在腐朽的倾向上,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度下每一种垄断的特征。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快速扩张相比,垄断下的整体生产有下降的趋势。技术进步受到阻碍,新发明和专利被故意压制。第二,资本主义的衰败表现在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阶层,即资本家,他们生活在没有工作的情景下,仅仅根据他们的投资所赚取的利息或红利而生活。第三,资本的输出是高寄生性的,因为它意味着对落后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公开剥削。第四,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反动始终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腐败、大规模贿赂和各种欺诈行为屡见不鲜。第五,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日益将帝国主义世界变成落后国家中数亿人身上的寄生虫。它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个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上层阶层也部分地以牺牲殖民地数亿人的利益为代价生活。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垄断已经在消亡,资本主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对劳动惊人的社会化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与所有制的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的作用下才进一步加剧。因此列宁这样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第十七章:伟大的十月革命[编辑]

As mentioned earlier, in Chapter 14, the period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1905 Revolution was a period of extreme repression and rea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Tsar’s Prime Minister, Stolypin. The working class was made the main target of attack. Wages were reduced by 10 to 15 per cent, and the working day was increased to 10 to 12 hours. Black lists of worker activists were drawn up and they were not given jobs. Systems of fines on workers were introduced. Any attempt to organise was met with savage attacks by the police and goondas organised by the Tsar’s agents. In such a situation many intellectuals and petty bourgeois elements started retreating and some even joined the camp of the enemy.

In order to face this new situation, the Bolsheviks changed over from offensive tactics (like general strike and armed uprising u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905 Revolution) to defensive tactics. Defensive tactics meant the tactics of gathering together of forces, the tactics of withdrawing the cadres underground and of carrying on the work of the party from underground, the tactics of combining illegal work with work in the legal working-class organisations. Open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gainst Tsardom was replaced by roundabout methods of struggle.

The surviving legal organisations served as a cover for the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of the party and as a means of maintaining connections with the masse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 masses, the Bolsheviks made use of he trade unions and other legally existing people’s organisations, such as sick benefit societies, workers’ co-operative societies, clubs, educational societies and even parliament. The Bolsheviks made use of the platform of the State Duma to expose the policy of the Tsarist government, to expose the liberal parties, and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peasants for the proletaria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llegal Party organisation enabled the party to pursue a correct line and to gather together forces in preparation for a new rise in the tide of the revolution.

In implementing these tactics the Bolsheviks had to wage struggle against two deviations within the movement – the Liquidators and the Otzovists (Recallists). The Liquidators, who were Mensheviks, wanted to close down the illegal party structure and set up a legal ‘labour’ part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callists, who were from among the Bolsheviks, wanted to recall all the Bolshevik members of the Duma, and also withdraw from the trade unions and all other legal forms of organisation. They wanted only the illegal form of organisation. The result of both sets of tactics would have been to prevent the party from gathering together the forces for a new advance of the revolution. Rejecting both deviations, the Bolsheviks used the correct tactics of combining both legal and illegal methods and were able to gain a strong presence in many workers’ organisations and also win over a number of Menshevik worker organisations. This strengthened the party and prepared it for the next upswing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hich started from 1912.

The Bolsheviks held a separate Party Conference in January 1912 and constituted themselves as a separate party –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ur Party (Bolsheviks) [RSDLP (B)]. At this conference itself they assessed the rise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hich was seen from the rise in the number of strikers in 1911. At this conference and at later meeting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new tactics were decided upon accord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This involved extending and intensifying the struggles of the worker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tactics during this period was the starting of the daily newspaper, Pravda (Truth), which helped to strengthen the Bolshevik organisations and spread their influence among the masses. Earlier the Bolsheviks had a weekly paper, which was meant for advanced workers. Pravda, however, was a daily mass political newspaper, aimed at reaching out to the broadest sections of the workers. Started on 5th May 1912, it lasted for two and a half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it faced numerous problems and heavy fines from the government’s censors. It was suppressed eight times but reappeared again each time under a slightly changed name. It had an average circulation of 40,000 copies. Pravda was supported by a large number of advanced workers – 5600 workers’ groups collected for the Bolshevik press. Through Pravda, Bolshevik influence spread not only among the workers, but also among the peasants. In f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ise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12-14) the solid foundation was laid for a mass Bolshevik party. As Stalin said, “The Pravda of 1912 was the laying of the corner-stone of the victory of Bolshevism in 1917.”

With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14,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further ripened. The Bolsheviks did extensive propaganda among the workers against the war and for the overthrow of Tsardom. Units and cells were also formed in the army and the navy, at the front and in the rear, and leaflets distributed calling for a fight against the war. At the front, after the Party’s intensive agitation for friendship and brotherhood between the warring armies’ soldiers, there were increasing instances of refusal of army units to take the offensive in 1915 and 1916. The bourgeoisie and landlords were making fortunes out of the war, but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were suffering increasing hardships. Millions had died directly of wounds or due to epidemics caused by war conditions.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17, the situation became particularly acute. Hatred and anger against the tsarist government spread.

Even the Russian imperialist bourgeoisie, were wary of the Tsar, whose advisers were working for a separate peace with Germany. They too, with the backing of the British and French governments, planned to replace the tsar through a palace coup. However the people acted first.

From January 1917 a strong revolutionary strike movement started in Moscow, Petrograd, Baku and other industrial centres. The Bolsheviks organised big street demonstrations in favour of a general strike. As the strike movement gained momentum, on March 8,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the working women of Petrograd were called out by the Bolsheviks to demonstrate against starvation, war and Tsardom. The workers supported the working women with strikes and by March 11, the strikes and demonstrations had taken on the character of an armed uprising. The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March 11 issued a call for continuation of the armed uprising to overthrow the tsar and establish a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n March 12, 60,000 soldiers came over to the side of the revolution, fought the police and helped the workers overthrow the Tsar. As the news spread, workers and soldiers everywhere began to depose the Tsarist officials. The February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had won. (It is called February Revolution because the Russian calendar at that time was 13 days behind the calendar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e date of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was February 27th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calendar).

As soon as Tsardom was overthrown,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Bolsheviks, there arose Soviet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However, while the Bolsheviks were directly leading the struggle of the masses in the streets, the compromising parties, the Mensheviks and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a petty-bourgeois party which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earlier Narodniks) were seizing the seats in the Soviets, and building up a majority there. Thus they headed the Soviets in Petrograd, Moscow and a number of other cities. Meanwhile the liberal bourgeois members of the Duma did a backdoor deal with the Mensheviks and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and formed a Provisional Government. The result was the formation of two bodies representing two dictatorships: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represented by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peasantry, represented by the Soviet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Lenin called this dual power.

Immediately afte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Lenin whiled still in Switzerland, wrote his famous Letters from Afar, where he analysed this dual power. He showed how the Soviets were the embryo of the workers’ government, which had to go ahead and win victory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revolution—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Their allies in this would be the broad semi-proletarian and small peasant masses and the proletariat of all countries.

On April 16, 1917, Lenin arrived in Petrogra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xile, and the very next day presented his famous April Theses before a meeting of Bolsheviks. He called for opposing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working for a Bolshevik majority in the Soviets and transferring state power to the Soviets. He presented the programme for ensuring peace, land, and bread. Lastly, he called for a new party Congress with a new party nam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for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The Mensheviks immediately attacked Lenin’s Theses and gave a warning that ‘the revolution is in danger’. However within three weeks, the first openly held All-Russia Conference (Seventh Conference) of the Bolshevik Party, approved Lenin’s report based on the same Theses. It gave the slogan,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It also approved a very important resolution, moved by Stalin, declaring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cluding secession.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the Bolsheviks worked energe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ference line, convincing the masses of workers, soldiers and peasants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ir position. The Sixth Party Congress was also held in August 1917 after a gap of ten years. Due to the danger of attack from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the Congress had to be held in secret in Petrograd,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Lenin. Stalin presented the main political reports, which called for the preparation for armed uprising. The Congress also adopted new Party Rules which provided that all Party organisations shall be built on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t also admitted the group led by Trotsky into the Party.

Soon after the Congres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Russian Army, Gen. Kornilov, organised a revolt of the army in order to crush the Bolsheviks and the Soviets. However the soldiers of many divisions were convinced by the Bolsheviks not to obey orders and the revolt failed. After the failure of this revolt the masses realised that the Bolsheviks and the Soviets were the only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peace, land, and bread, which were their urgent demands. Rapid Bolshevisation of the Soviets took place, the tide of the revolution was rising, and the Party started preparing for armed uprising.

In this period, Lenin, for security reasons, was forced to stay in Finland, away from the main arena of battle. During this period, he completed his book,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which defended and developed the teachings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While particularly exposing the distortions on this question by opportunists like Kautsky, Lenin’s work then had tremendou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is was because, as Lenin saw clearly at that time itself, the Russian February bourgeois revolution was a link in a chain of socialist proletarian revolutions being caused by the World War I.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state was no longer merely a theoretical question. Because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created by the war it was now a question of immediate practical importance and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n movement and the masses to be educated as to correct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is.

As the revolutionary tide rose Lenin again landed in Petrograd on October 20, 1917. Within three days of his arrival, a historic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 decided to launch the armed uprising within a few days. Immediately representatives were sent to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army units. On becoming aware of the plan for the uprising,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started an attack on the Bolsheviks, on November 6, 1917, the eve of the holding of the Second All-Russia Congress of Soviets. The Red Guards and revolutionary units of the army retaliated and by November 7, 1917, state power had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Soviets.

Immediately the next day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passed the Decree on Peace and the Decree on Land. It formed the first Soviet government—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of which Lenin was elected the first Chairman. The Great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had establishe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t was however a long battle before the workers’ power was consolidated. Firstly the war with Germany had to be ended. This was finally done by signing the Brest-Litovsk Treaty in February 1918. This too however did not bring a lasting peace. As soon as the World War I ended, the victorious imperialist powers of Britain, France, Japan and America started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vention and help to the old ruling classes of Russia to wage a civil war against the Soviet state. This civil war lasted till the end of 1920. The Soviet state emerged victorious but at the end of the war the economy was in ruins.

第十八章:第三国际的建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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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革命高潮的洗礼。其中,十月革命的影响尤其深远,它在许多国家——甚至在那些几乎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产生了影响。欧洲,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彼时正处在最深刻的革命“危机”中。这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导致了包括沙俄、德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内的四大帝国的瓦解。在这些国家的统治结构摇摇欲坠的同时,人民的心理也趋向反抗现存秩序——甚至在战争结束前,人民的斗争就业已开始了:1918年一月,饱受压迫的群众掀起了席卷中欧的政治性罢工和反战示威的浪潮。在这之后,各国的武装力量也发起了反叛统治阶级的运动。与此同时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形成了许多新的国家。

在德国和匈牙利,发生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革命。1918年十一月,德国水兵发动兵变,反抗的烽火迅速传遍了整个德国,这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瓦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建立了。在柏林和其他城市,苏维埃政权也迅速地建立了起来。但好景不长,1919年一月,在与反动的军警(自由军团)们巷战了两个星期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摧毁了。而这些反动的军事力量,正是由社会民主党政府纠集起来的。1919年四月,革命力量在巴伐利亚地区(德国的一个省)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它也很快地被摧毁了。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同盟,取得了这个同盟的领导权。1919年三月,他们掌握了政权。然而,迫于联合政府的军事压力,他们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就倒台了。在这之后,工人阶级的斗争仍然持续了四年,但这些革命斗争最终都归于失败。

尽管如此,革命的大潮和十月革命的成功,促进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建立,进而形成了各国共产党的联合,这就为第三国际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早在1914年就号召各国共产党建立第三国际,现在,他们获得了真正建立它的主动权。

1919年一月,由于建立第三国际已经十分紧要,列宁给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发出了各国共产党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函。1919年三月,第一届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决定建立共产国际,并设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举行一个月后,列宁阐述了第三国际的历史意义: “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础;而第二国际则标志着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在许多国家都培养了开展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土壤;第三国际不仅吸取了第二国际工作的有益成果,而且彻底抛弃了它的机会主义成分、社会沙文主义成分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渣滓。此外,它还着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指出了第三国际最突出、最有意义的方面,那就是它代表着业已成功掌握政权而且正在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于1920年七月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代表大会取得了重大成功,有4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这次大会的内容相关联,列宁再一次作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他把他的观点编成一本关于共产党战略与策略的小册子,并把它分发给代表们。它就是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部著作集中地批判和纠正了流行于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激进派”错误。列宁还准备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份文件,在从理论上分析殖民地问题的同时,它还研究了如何领导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提出要联合殖民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说,这部著作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这方面的基础。此外,列宁概要地阐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发表了《土地问题提纲》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和议会的关系的决议,宣布了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的章程中,它明确宣布,它“将立即与第二国际的传统彻底决裂,因为对于第二国际而言,只有白种人才存在”。

除了在理论方面作出诸多建树以外,共产国际——通过它的执行委员会——亦在指导、援助各国共产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直到1923年,共产国际都在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环境,以期在实际斗争方面作出贡献。遗憾的是,主要地由于社会党国际的可耻背叛,次要地由于相关各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与组织机构方面的缺陷,社会革命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能取得成功。

尽管如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和成长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在建立、发展和指导这些新成立的共产党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随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共产国际试图进一步地引导和训练共产党,并为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提供指导。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在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中间建立“根据地”,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第十九章:民族与殖民地之问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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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于西欧,主要是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中领导的。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把众多封建主统治下的土地联合成领土广阔的统一国家,这对资产阶级获得统一的广阔市场,摆脱形形色色的封建主的骚扰和支配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反封建革命往往和建立统一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结合起来 。所以这时的民族主义运动通常不是反对外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整个西欧,唯一的民族独立运动是爱尔兰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不列颠统治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民族解放运动尚未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主流的年代, 因此他们并未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上。但是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上已经确定了基本立场:号召英国无产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斗争,反对民族压迫。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的衰弱,下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东欧爆发。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团体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东欧蓬勃发展起来,国际工人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有必要正确理解民族问题并对民族问题持有正确的立场。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在1913年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了民族问题。 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是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俄罗斯里被压迫民族的一员。再格鲁吉亚,用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民族问题并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格外重要,这就是斯大林在其开创性的作品《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试图做的工作。

在他的著作中,斯大林这样定义民族: “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共同体。”[1] 斯大林拒斥仅仅建立在宗教和文化上的民族概念,比如犹太民族,他坚持只有有上述所有特征的共同体才能称为民族。 斯大林认为所有民族都应该有自决权,但这项权利不像当时其他党派所认为的那样仅仅限于自治权或者组建联邦,自决权必须包括分离权,即脱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 但斯大林也指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行使这种权利——革命者有义务尽力去影响关于自决权的民族决定,革命党任何关于民族自治,组建联邦,民族分离或其他任何议题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劳苦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斯大林的论述澄清了许多问题,但仍不完善,因为他没有把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列宁在1916年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之后才做的。 基于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列宁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和殖民地国家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这样列宁的理论就囊括了大多数世界人民。民族问题不再是少数几个境内存在着被压迫民族的国家的内政问题;民族问题变成了一个世界问题,一个所有独立国家和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中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问题。

因此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中把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分析。他把全世界国家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国家的统治民族是压迫着本土和殖民地其他民族的压迫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民族压迫,支持被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压迫的民族的民族斗争。

第二,东欧特别是俄国。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支持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在这些国家特别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关于这些殖民地国家,列宁坚持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和反对压迫它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有了如此清晰的立场。争论和困惑自然也是有的。一种争论认为支持自决权和民族解放运动意味着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所有民族的融合。列宁赞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融合所有民族,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但是强迫是达不到目标的。 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在1917年修改党章时说:“我们希望的是自由的联合,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没有分离的自由就无所谓自由的联合。”[2]这就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民主方式,和资产阶级民族压迫和吞并的政策是根本对立的。


[1]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

[2]列宁,《论修改党章》,1917

第二十章:1917年革命以前的斯大林早期生活及其革命贡献[编辑]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列宁直接领导了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1918年8月,社会革命党的一名女党员企图暗杀他。这次暗杀在他的体内留下了两颗子弹,列宁的身体健康也因此遭到重创。但他继续执行严格的工作计划,这使得他每天只有三到四个小时的睡眠。这种过度工作很快就对他的健康,尤其是他的大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1921年底,列宁开始患上严重的头痛和眩晕症(一种引起头晕的疾病),这影响了他的工作。1922年5月,他得了麻痹性中风,这又影响了他的右手、腿部以及他的语言能力。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尽管列宁为了恢复工作而做出了许多努力,他并没有发挥任何有效的作用。就在列宁中风之前,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4月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就这样,斯大林在列宁的生病期间以及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后接管了党的领导权。

斯大林(意为钢铁之人),是约瑟夫·维萨里诺维奇·朱加什维利(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最受欢迎的化名。朱加什维利于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戈里(Gori,一个格鲁吉亚小镇)。他的父母是穷人和文盲,而且也是农奴的后代。1875年,斯大林的父亲从农奴制度下被解放出来,但是随后他又落到了地主的手里。几年后,斯大林的父亲从位于高加索首府第比利斯(Tiflis,俄罗斯帝国的落后地区,格鲁吉亚族和其他几个被压迫民族的家园)附近的村庄搬了出来。他在戈里开了一家有镇区那么大的小鞋店。然而,他没有挣到多少钱,于是他离开了在戈里的妻子和孩子,去第比利斯的一家鞋厂工作。1890年,他在那里去世。

由于斯大林的父亲对家庭贡献不大,所以斯大林的母亲埃卡特琳娜才是那个照顾斯大林并抚养他长大成人的人。她作为洗衣女工工作了很长时间,并且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家庭所有的费用。在斯大林之前,她有三个孩子,但这些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斯大林是她唯一幸存的儿子,她尽一切努力让他接受合适的教育。尽管很穷,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送儿子去上班。她在斯大林9岁时把他送到当地的教会学校。她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晚年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因此,叶卡捷琳娜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劳动群众的勇气和决心。

斯大林从小就经历过贫困。他的房子由两个作为商店、作坊和家的狭小房间组成。虽然斯大林很强壮,但他在六七岁时得了天花,脸上留下了终生的痘痕。他还患过血液感染,导致他濒临死亡,左臂永久残废。

在戈里学校的五年里,斯大林以他的智慧和非凡的记忆力而闻名。正是在这里,斯大林第一次接触到了理性主义思想,他也因此开始反对宗教。他开始写诗。这些诗受到了格鲁吉亚文学和诗歌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的心中开始充满反对社会不公和压迫人民的强烈情感。

由于贫困,斯大林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然而,他被学校校长和当地牧师推荐为“最佳学生”。这使他从1894年10月开始在高加索地区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第比利斯神学院(一所接受培训成为基督教牧师的学院)继续学习。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神学院的五年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

在斯大林的青年时代,格鲁吉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农民的反叛情绪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这是因为虽然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但废除农奴制的工作还是被一推再推。另一个根源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源源不断的革命思想。这是因为沙皇政府有很长一段将很多反叛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者驱逐到高加索地区的历史。后来,这些被驱逐的人甚至包括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革命者,如苏联未来的主席加里宁,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后来的斯大林的公公阿利耶夫。

第比利斯神学院就是这样一个动乱的中心。它是当地知识分子的主要产生地,也是反对沙皇的主要中心。1893年,就在斯大林加入神学院的前一年,87名学生因为一场罢工被开除。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后来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其中一位领导人,科茨霍夫里(Ketskhoveli),也来自斯大林曾就读的戈里学校。他比斯大林大三岁,而且很快成为了斯大林的第一个政治导师。

第一年斯大林就沉浸在阅读各种激进文学作品之中。他必须秘密地读这些书,因为大多数非宗教和具有政治性质的书籍在神学院是被严格禁阅的。在格鲁吉亚的一个主流杂志上,他第一次以另一个名字出版了他那激进且带有政治色彩的诗歌。此时也正是15岁的斯大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秘密研究圈子的时候。不久,神学院当局开始警惕斯大林,斯大林甚至因阅读禁书被关禁闭。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神学院内部的秘密辩论圈子。这令斯大林更加活跃,使他更经常地与神学院当局发生冲突。

1898年8月,18岁的他加入了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团体 Messame Dassy(意为第三小组,the third group),其领导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孟什维克。斯大林后来说:“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我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我的父亲是一家鞋厂的工人,我的母亲也是一个职业女性),但也……因为在神学院里,我个人的不宽容和耶稣会的纪律让我如此无情。我生活的环境充满了对沙皇压迫的仇恨。”在神学院外面,在第比利斯市,工人们在这段时间里都在四处奔波。这些年来,高加索地区发生了第一波袭击。斯大林一加入第三小组,就被派去管理几个工人的学习圈子。在他从神学院获得的短暂空闲时间里,他在工人的巴斯提斯举行了秘密会议。与此同时,神学院当局正在寻找找斯大林麻烦的机会。最后,他在1899年5月被学校开除,原因是他没有来参加考试。

然而,斯大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其被逐出神学院而有多大变化。与母亲在戈里短暂逗留后,他回到了第比利斯,组织并教育工人,还与工人们呆在一起。1899年12月,他在第比利斯地球物理天文台当职员。这份工作虽然报酬很低,但时间却很短,而且为瞒过沙皇秘密警察提供了理想的掩护。

在这个掩护下,斯大林继续扩大他的活动。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他在高加索地区举行的第一个五一庆典上组织并发表讲话。由于沙皇的镇压,这次500人的集会不得不在第比利斯山上而不是在城市里举行。这次会议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事件,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导致了工厂和铁路的罢工。斯大林是这些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第二年,他们决定在第比利斯市中心公开举行五一游行,但主要领导人在1901年3月被逮捕。斯大林的房间也遭到搜查,但他设法逃了出来。从那一天起直到1917年革命的成功,斯大林过着地下职业革命的生活。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接管该组织的领导层。尽管该组织失去了主要领导人,他仍继续组织五一活动。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被警察逮捕和暴力袭击,历史性的2000人示威仍然成功举行。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初几年,也是经济主义和其他问题激烈辩论的日子。在格鲁吉亚组织内部,斯大林总是反对机会主义,站在左翼一边。当Iskra成立的时候,斯大林的组织是其第一个热情的支持者并在第比利斯传播它的组织。1901年9月,他们用格鲁吉亚语创办了一家名为Brdzola (意为“斗争”)的非法报纸。斯大林是主要的作家之一,他写了很多文章,基本上都是在维护Iskra 路线。其中尤其重要的是1901年12月发表的一篇详细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当前任务》。

1901年11月,斯大林被选为第比利斯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是当时整个高加索地区有效的领导机构。他立即被派往巴统镇,这个小镇有2.5万人口,是石油工业的新中心,通过输油管道与更大、更古老的石油小镇巴库相连。他很快在新年晚会的掩护下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镇委员会。他还在他住的那个房间里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社。许多传单散发出去而且很快就引起了工人们的斗争。斗争导致警察开枪打死了15名工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当地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下完成的,他们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在巴统仅仅四个半月后,斯大林于1902年4月在一个秘密的巴统委员会会议上被捕。然而,秘密印刷社仍未被发现。正是在巴统时期,斯大林取了他许多化名之一,在高加索地区工作的许多年里,他一直以这个名字而闻名。他被称为柯巴(Koba),在土耳其语中意思是“不屈不挠的”或“不可征服的”。这是斯大林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作家的诗歌中的人民英雄的名字。

斯大林在不同的监狱里呆了一年半。在监狱里,他严格遵守纪律,早起,努力工作,广泛阅读,是监狱里的主要辩手之一。他也是一位耐心、敏感、乐于助人的同志。在他服刑期满后,他在1903年11月仍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在狱中,他于1903年3月当选为新成立的全高加索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联合会的执行委员。由于很少有被监禁的同志被选举为委员会成员,这一行动表明斯大林在高加索组织中的重要性。斯大林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同时,日俄战争也愈演愈烈。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利用这种混乱,几乎是一到西伯利亚就逃跑了。1904年1月底,他又回到了第比利斯。

斯大林一回来,就被要求在导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问题上采取立场。高加索地区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孟什维克党人,甚至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愿意与他们妥协。尽管大多数人支持孟什维克,斯大林很快就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站到了一起。他开始在格鲁吉亚党报上撰文,大力支持布尔什维克路线。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共产党是“激进的领导团体”,“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他坚强的政治立场使他接触到了列宁,列宁在国外索取斯大林的文章。与此同时,在他与孟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斯大林也深入地参与了1905年革命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革命斗争。这这场斗争中,斯大林的中心是高加索地区。

除了参与组织工人罢工,斯大林立即开始实施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准备武装起义。他成为高加索地区军事组织的主要组织者、灵感来源和领导者。还设立了一个有效和秘密的炸药实验室。通过斗争,他们建立了若干战斗小队。他们参加了多次起义,攻击统治阶级的打手组织,并与农民游击队保持联系。在革命后期,当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时,一些最好的战斗小组被用来进行重大和大胆的取钱行动。斯大林在建立和领导这个党的秘密技术部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写文章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起义方法。

1905年12月,斯大林参加了他的第一次全俄布尔什维克会议。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决定与孟什维克建立统一战线。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列宁。他还参加了1906年4月的团结大会,在那里他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11名代表中唯一的一名布尔什维克,其余的都是孟什维克。他也是高加索地区唯一参加1907年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在两届大会上,讨论的重点之一是由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主导的的决议。这份决议呼吁禁止武装行动和没收资金。然而,高加索仍然是这类行动的主要中心,估计在1905年至1908年之间高加索地区发生了1150起这样的行动。

在1907年年底,斯大林当选为巴库委员会成员。这个石油小镇有5万工人,工人来自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但都面临着严重的剥削。斯大林很快团结了工人,并在斯托里平反动(Stolypin reaction)的黑暗时期发展成了唯一的斗争中心。他以新的身份在城市的穆斯林地区建立了住所和秘密印刷社。正是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开始第一次用俄语写作。1908年,斯大林被捕,但仍继续在监狱里写文章和指导党务活动。在1909年,他再次被驱逐,但在四个月内再次逃脱。

斯大林经由圣彼得堡返回,发现首都的党总部处于混乱状态。回到巴库后,他写了一篇关于国家事务的文章,强烈呼吁在俄国出版一份全国报纸。他后来还呼吁将实际的指挥中心转移到俄国。经过几个月在巴库的紧张工作和为国外的党组织写文章后,斯大林于1910年3月再次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他再次被流放到1911年6月。这一次,他被禁止返回高加索地区或任何大城市,于是他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然而,他在两个月内再次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他又被释放了,但不得不住在大城市之外。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由1912年1月的布尔什维克会议选出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任命了斯大林。斯大林在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的第一期。然而,他几乎立刻又被逮捕了。在监狱里呆了三个月,又在西伯利亚流放了两个月后,他又逃了出来。他及时抵达圣彼得堡,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杜马竞选活动。虽然布尔什维克只赢得了6个席位,但它却代表了80%的工业工人。

1912年底和1913年初,斯大林在国外呆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与列宁和其他同志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本关于国家问题的著名理论著作。1913年2月,他回到圣彼得堡,但在一周内被另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马列诺夫斯基(Malinovsky)出卖。马列诺夫斯基是沙皇秘密警察的特务。这个特务也背叛了另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 斯维德洛夫(Sverdlov)。斯大林和斯维德洛夫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偏远的地方,在那里逃跑是最困难的。列宁在这一时期制定了详细的逃跑计划,但是逃跑计划本身是由这个特务制定的。这个所谓的逃跑计划并不安排逃脱,它实际上这个特务为了近距离观察并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而制定的。因此,这一次斯大林被迫流亡四年,直到1917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沙皇政权被推翻。就在那时,他被允许返回到圣彼得堡。他于1917年3月12日到达那里。从那时起,直到列宁在4月到来,斯大林一直领导着党中央。

回顾斯大林在革命前20年左右的政治生活,它是革命事业勇气、自我牺牲、奉献和献身精神的典范。除了长期被关在监狱和流放之外,斯大林的生活几乎贯穿于整个与群众有着密切的生活接触的地下生活中。在这样一个完全奉献的艰难生活中,斯大林几乎没有时间过“私人生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青年时代与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Ekaterina Svanidze)结婚,后者是他在第比利斯神学院的一位社会主义同志的姐姐。他们有一个儿子。他们的儿子在1905年的革命中,叶卡捷琳娜死后,由她的父母抚养成人。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是纳德日达·阿里卢耶娃,她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之一的女儿。他和那一家人关系密切,在他被放逐的日子里,他们总是给他送食品、衣服和书。然而,第二次婚姻只在内战期间被两人派到察里津 (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时才举行。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经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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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后,出现了两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

其中一个是孟什维克和喜欢孟什维主义的人的观点。这些人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权力留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的论点是,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并集中生产资料(特别是农业方面),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应该等待一段时间,直到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将给国有化所有生产资料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因此,孟什维克完全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推行社会主义建设方案。

另一种观点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个被称作“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代表的。他们的立场是,应该夺取权力并立即国有化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剥夺中小农民和其他生产者。因此,这些“左派”共产党人想要与农民对抗,从而赶走革命的主要盟友。

列宁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正确的道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方面可概括如下:

a)无产阶级不应该放弃夺取政权的机会,而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夺取政权。等待只会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继续前进,从而毁灭数百万中小型个体生产者。

b)应将工业生产资料没收并转化为公共财产。

c)中小型个体生产者应逐步组织生产合作社,即大型农业企业,集体农场。

d)工业要最大限度地发展,集体农庄应建立在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不应该没收集体农庄的财产,而应该慷慨地供应它们一流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e)买卖交换,即商品生产应保存一定时期,因为农民不会接受城乡之间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联系。然而,贸易只能通过苏维埃——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互相交换。应当全面发展贸易,并把各种类型的资本家从贸易活动中驱逐出去。

在这五点中,头两个步骤,夺权和大工业国有化在前几个月就完成了。但是,由于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处于面临敌人全面攻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能立即采取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进一步步骤。由于内战,国家面临生存危机。为了面对这次全面进攻,党必须动员全国打击敌人。采用了一套叫做“战时共产主义”的紧急措施。

战时共产主义下,苏维埃政府除了接管大规模工业外,还接管中小型工业;国家垄断粮食贸易,禁止私人粮食买卖;建立了余粮征集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的所有剩余产品必须以固定价格卖给国家;最后,所有阶级都必须义务劳动,对资产阶级实行强制体力劳动,从而让工人在前线承担更重要的责任。然而,“战争共产主义”这一政策是满足战争需要的临时政策。它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战争,从而在1920年底打败了所有外国干涉分子和国内反动派,并保障了新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

从1921年起,俄国的局势又出现了转变。在内战胜利后,任务必须转向和平的经济恢复工作。为此,政策从战争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由此,停止了强制征集农民的余粮,重新允许私人贸易,允许小私有者开办小企业。这是必要的,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已经走得太远了,并且被党的群众基础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农民所厌恶。然而,托洛茨基派强烈反对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倒退。列宁在1921年3月的党的十大会议上反击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并说服大会改变政策,新经济政策随即被采用。他在1921年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进一步对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进行了理论证明。新经济政策一直持续到1925年,当时的第十四次党代会决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当时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占到三分之二,工业产值只占到三分之一。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不依赖帝国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首先注重社会主义工业化。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把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生产所需机器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基本要素”。因此,重点在发展重工业,这将为其他工业部门和农业生产机器。

这项政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不依赖帝国主义的强大工业基地。它也使社会主义基地在二战时得到了捍卫。工业比最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快几倍,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参与增产。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一场非常严峻的经济危机中陷入困境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业正在毫无疑问地前进。

但由于特别重视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中忽视了农业。因此,在工业生产增长9倍以上的时期,粮食产量甚至没有增加五分之一。这表明农业的增长与工业相比非常低。在工业内也是如此,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远快于轻工业。毛在他的《读社会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批评了这个重要问题,并呼吁让工业和农业同时增长。在工业内部,他呼吁同时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

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在新经济政策恢复期,在中小农中形成了第一批合作社。然而,由于富农的抵制,合作社没有太多进展。此外,富农已经采取了积极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立场。他们拒绝向苏维埃国家出售他们的多余的粮食。他们用恐怖主义反对集体农民,反对农村党员和政府官员,烧毁集体农庄和国家粮仓。 1927年,由于这种破坏,收获的市场份额仅为战前数字的37%。因此,党在那一年决定发动攻势打破富农的抵抗。通过依靠贫农和联合中农,党的粮食收购工作取得了成功并推进了集体化进程。然而,重大进展是在1929年底。

1929年以前,苏联政府奉行限制富农的政策。这项政策的作用是阻止富农阶级的成长,一部分富农无法承受这些限制的压力,被迫停业并破产。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破坏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消灭富农。这个政策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仍然薄弱,无法取代富农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时是必不可少的。

1929年底,随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从这项政策大幅改变,转向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的政策。它撤销了关于允许租用土地和雇佣劳工的法律,从而剥夺了富农的土地和雇工。它解除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命令。它允许农民把富农的牛、机器和其他农场财产收归集体农场。富农因此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正如1918年资本家在工业领域被剥夺时那样,他们也被剥夺了。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富农的生产资料没有落入国家手中,而是落入农民手中,组织在集体农庄里。

这项政策是按计划分步实施的。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规定了不同的集体化程度,并确定了完成集体化的目标年份。拖拉机、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增加了很多。第一年,国家给集体农庄的贷款增加了一倍。把选出的2.5万名具有阶级意识的产业工人派往农村来帮助实施这一计划。尽管存在一些错误,集体化进程迅速迈向成功。到1934年,该国农作物总面积的90%被纳入了社会主义农业,即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

农业集体化的全过程是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和中农打败富农的革命。

这场革命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根本问题:

a)它消灭了该国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资本主义复辟的中流砥柱;

b)它把全国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即农民阶级,从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农业道路,引向了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上;

c)它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一个农业社会主义基础——这是国民经济中最广泛和最必要但最不发达的部分。

随着集体化运动的胜利,党宣布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全国各个经济部门的胜利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现象。”1934年1月,十七大报告宣称:“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形式结构——现在具有独特的影响力,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唯一领导力量。“1936年以及后来的政治报告提出宪法时,后来反复强调没有任何敌对阶级。

俄国经验的错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所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斯大林在其着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试图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理论上的探索。然而,他没有对俄国的经验做出自我批评的分析。后来,毛对俄国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实践中和斯大林的表述中的某些错误。

毛在俄国经验中指出了以下主要错误

1)不重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体现在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共存—— 一方面是全民所有制,例如国营工业和国营农场,另一方面是集体所有制。毛泽东认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长期共存,必然会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转变。

2)不重视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在早期阶段,苏共采用了群众路线,但之后,苏共对群众的依赖程度降低了。强调的是技术和技术干部,而不是政治和群众。

3)忽视阶级斗争。在集体化过程取得成功之后,对继续阶级斗争的重视不够。

4)重工业与轻工业的的失衡和工业与农业的失衡。

5)对农民的不信任。毛批评俄国政策对农民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除了从斯大林和俄国的经验中吸取这些教训外,毛泽东还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他因此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第二十二章:对托派及其他机会主义的斗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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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俄国革命时期,甚至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都不得不与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其中最重要的反马克思主义潮流之一是托洛茨基主义,以其创始人列昂•托洛茨基命名。托洛茨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他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之时,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后来他试图形成一个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倾向都不相同的集团,甚至将自己描述为将这两个集团联合起来的“中间派”。二月革命成功后,他因他的错误而受到批判,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外交委员(1917-1918)和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1924),后因为他的机会主义和宗派活动而被撤职。

托洛茨基主义发挥了很大的破坏性和宗派性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斯大林率领党同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在《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中概述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三个具体特征是:

1)不断革命论:根据这个理论,托洛茨基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在没有农民帮助的情况下迅速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他反对任何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说法。因此,他拒绝了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最强大的盟友。这个理论看起来非常“左”,实质上意味着背叛革命,因为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革命一定会以失败告终。这一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对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必要的。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也是一场世界革命理论,它提出革命虽然要在一国范围内展开,但革命者应立即努力将其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个建议再次表现得很“左”,但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非常失败的观点,反对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列宁在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于1905年革命出现时立刻反对这种理论,当时托洛茨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势力的一部分。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成为其领导成员之一后,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党必须在不同时刻与它进行斗争。

第一次是革命后,在与德国和平谈判期间。托洛茨基根据他的理论要求战争继续下去,因为他认为这将推动德国的革命形势并帮助德国革命成功,而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比巩固俄国革命更重要。列宁和斯大林强烈反对这一论点,但必须召开特别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来讨论和打败这种观点。

这一理论的另一个例子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采用新经济政策。作为工农联盟的敌人,他觉得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种倒退。他不认同保留工农联盟和给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的必要性。党不得不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反对和击败这种观点。

第三个例子是在从新经济政策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时。当时托洛茨基与其他人一起提出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基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的这一提议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才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 1925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这一观点。

2)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原则。托洛茨基反对民主集中制和列宁主义政党的观念。在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裂时,他一开始就支持孟什维克。甚至在1912年的晚些时候,他联合了取消派和召回派这样的机会主义倾向组成一个名为八月集团的派系。托洛茨基假装成为一个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的“中间派”,实际上他完全支持孟什维克,并与他们共同努力。列宁在斯大林等人的支持下反对这个机会主义集团。

1923年,当列宁生病时,托洛茨基利用领导层的分歧要求取消党内所有民主集中制的规范。他团结各方反对派人士,制定《四十六人反对派宣言》,要求共产党内各派和团体的活动自由。派别主义的要求也被打败了。

然而,托洛茨基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完全机会主义的,并且取决于他是否处于决策的位置。因此,当他在1920年作为决策中心时,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会的“军事化”并使他们接受军队的纪律。他反对把民主推广到工会和工会组织的选举。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同志领导了与这种观点的斗争,并断言工会应该将他们的所有活动建立在说服方法的基础之上。

3)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反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虚假宣传。托洛茨基在最初阶段集中全部对列宁的攻击。斯大林后期成为各种诽谤的焦点。

在公开辩论之后,托洛茨基无法成功赢得党的支持,他开始秘密阴谋活动。 1926年,他组织了一个非法出版和暗中宣传的秘密派别。这件事被发觉了,他终于被赶出了党。他移居国外,但继续保持与党内其他宗派分子的联系。 1929年,在政治局成员布哈林的领导下成立了另一个团体(右派反对派),反对反富农的斗争和推进农业集体化进程。这条路线也被击败了。

然而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潮流。它放弃了公开传播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尝试,转而采取秘密活动。托洛茨基和苏联高层的托洛茨基分子与外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并开始制定暗杀党内领导核心并篡夺党的领导的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基洛夫同志,在斯大林领导了党以后,于1934年被谋杀。随后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了主要的共谋者,其中许多是中央委员。他们在公开审判时承认了他们的罪行。许多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

第二十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策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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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缓慢,世界贸易停滞不前。实际上,1948年(二战结束后三年)的全球贸易总量与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的那一年)相同,最糟糕的阶段是1929-33年的大萧条,在此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复苏,甚至到了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也是如此。这场危机实际上影响了整个世界,从最工业化的国家到最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下降,失业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德国,几乎一半的工人阶级仍然失业。价格崩溃影响了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

随着经济困难加剧,矛盾激化,许多国家出现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在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人试图推翻政府,其中许多都取得了成功。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也出现高涨。因此,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出现了斗争和左转倾向。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拼命地控制危机的社会影响。其中一些采用了社会福利计划,让群众远离斗争。然而,大多数统治阶级使用镇压手段压制人民。许多国家建立了右派和法西斯政权。意大利是第一个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国家。1930年至1931年间,日本从自由主义政权转变为国家军国主义政权。1933年德国纳粹掌权。在许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右翼政党兴起,改良主义政党衰退。

共产国际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它显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势中的三个因素如何影响了垄断资产阶级,并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首先,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使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前进和革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胜利。其次,他们正面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三,前两个因素正在使世界劳苦群众转向革命。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对这三个因素的反应是采取法西斯主义。

在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详细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法西斯主义被定义为金融资本的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分子公开的恐怖主义专政。这解释了帝国主义者如何计划大幅度剥削劳动群众。他们正准备发动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攻打苏联,让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从而停止革命的推进。随着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建立法西斯政府,他们积极开展地方战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新世界大战做准备。随着德日开始攻打新的土地,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向法西斯侵略者妥协和让步,企图用它们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正是在帝国主义这种危险的策略的背景下,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制定和实施其策略。

无产阶级的策略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国际工人阶级的目标是保卫苏联,打败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煽动者,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在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第三国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战术原则采取了手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共产国际呼吁所有共产党人设法防止战争爆发,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国际组织指示所有共产主义者应该努力将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从而完成革命。然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势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有一个社会主义基地——苏联。每个共产党人都有责任捍卫这个社会主义基地。因此,如果苏联红军被迫参加保卫苏联的战争,那么战争的性质就会改变。这将成为维护社会主义的正义战争,所有共产党人的任务应该是应该动员各国工人和群众帮助红军战胜帝国主义。因此,共产党对战争的态度和世界共产党的任务在1935年就已经明确,这是在战争实际爆发的四年前。

第三国际进一步制定了详细的统一战线策略,以打击法西斯主义并实践上述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将形成两种类型的战线。其中一个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建立的反法西斯工人阵线。另一个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其他反法西斯政党也将加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任务是形成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人参与所有这些战线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本国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大多数共产党都试图实施上述战术。统一战线在许多国家形成并发展起来。然而,在各种曲折的情况下,以及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下,一些政党未能成功实施正确的战术。

然而,在斯大林统治下,面临最危险局势的苏维埃政府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情况下采用正确的策略。在战前的几年里,人们都试图建立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集团的反法西斯政府统一战线。然而,事实很快就清楚地表明,这些国家对统一战线不感兴趣,而是尽其所能地利用德国打压苏联。为了打败这种战术,斯大林于1939年8月与德国达成了一项互不侵略协议,迫使战争的第一部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因此,全世界的共产党在战争的头两年根据“把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策略进行工作。苏联利用这段时间尽全力准备,预防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袭击。

这发生在1941年6月德国袭击社会主义基地的时候。随着这次袭击,红军被迫作出反应,战争的性质改变为反法西斯人民的战争,第三国际早些时候设想的战术变得适用。一些政党采取正确的策略,利用严峻的革命危机,实现革命。特别地,苏联共产党能够带领红军和整个苏联人民在战争中取得英勇的胜利。它击败了强大的德国军队,并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战士联手将他们从德国占领中解放出来。因此,利用这些手段,国际无产阶级不仅成功地保护了它的社会主义基地,而且在1949年之前在几个国家打破了帝国主义的锁链,使它们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脱离出来,建成覆盖三分之一人类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国际制定的战略战术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基本正确的。

但也有过严重的失败。这主要是由于第三国际领导人没有彻底教导实施这些策略的正确方法,以及许多欧洲共产党以及由这些党建立的共产党,例如印度共产党,在内部有强烈的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残余。印度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在人民战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试图增加生产。许多此类政党破坏了很多罢工活动,并与工人阶级疏远了。其他一些像法国共产党一样加入与统治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的国家,甚至没有试图在统一战线上保持共产党和反动派之间的任何分歧。这种做法导致这些政党在他们参加的统一战线上成为统治阶级的尾巴,并导致了右倾倾向的发展,在接下来的时期内,几乎所有这些政党的领导都走上了这条修正主义的道路。

第三国际无法对付这些修正主义倾向,也失去了在各成员党所面临的巨大不同条件下提供指导的效力。除了定期出版期刊以外,共产国际的活动自1940年开始大幅度减少,甚至在1940年5月至1942年5月期间停止了传统的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的宣言。最终决定解散共产国际。由于大会不能在战争条件下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布了一项决议,建议共产国际解散其所有部门。共产国际在获得包括所有重要部门在内的大多数部门的同意后,于1943年6月10日解散。

第二十四章:毛主席的早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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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韶山地区的土壤肥沃的农村。毛出生的地区是一个富裕的农业区。它也是一个有战略战略意义的区域,所有主要路线都通过湖南省的公路或河流。湖南人民处于商业的十字路口,以他们的农民商人闻名。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湖南也成为一个知识中心和异议与反抗的中心,产生了许多中国最好的学者。它既产生了帮助中国皇帝的军事将领,也产生了推翻他们统治的革命者。它也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中心。湖南为1825年至1864年的起义提供了十万名战士。农民起义受到强烈支持是因为地主剥削和过度征税导致农民极度贫困。尽管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毛泽东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村庄仍保留了对反抗的记忆。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出生时是一个贫穷的农民,被迫成为一名士兵七年,以偿还他父亲的债务。后来通过努力工作和小心积蓄,他得以买回他的土地。他成长为一个中等农民和小商贩。但家庭的生活水平仍然很差。即使在毛泽东十六岁时,一个月只吃一个鸡蛋和三到四次肉。毛的父亲让他的孩子尽快工作。因此,毛泽东在六岁时开始在田野上工作。毛的母亲文素勤来自距离韶山十六英里的湘乡区。毛是长子。他有两个弟弟和一个被收养的妹妹。这三人都是毛泽东组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农村支部的成员。在革命中,他们都成了烈士。

毛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叛逆者。他称他的父亲是执政者。他经常与他的母亲、兄弟和长工联合起来反对他父亲的权威。这是反对派。在学校他也反对旧习俗。在他七岁时,有一次他抗议他的教师,逃跑了三天,并藏在他村庄周围的山上。在这次抗议活动——毛泽东称他第一次成功罢工——之后,他没有在学校被殴打。

毛泽东的第一所学校是7岁时加入的乡村小学。一旦他完全学会了阅读,他就培养了阅读热情。他更喜欢叛逆和冒险的浪漫书籍。很多时候,他会在油灯的灯光下整夜读书。毛泽东的父亲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学校教育,对毛继续受教育太久不感兴趣。他需要有人在田里工作,并维持他的生计。所以在1906年,他让毛泽东离开乡村学校。

然而,毛继续对阅读感兴趣并不断要求接受进一步教育。他的父亲无法理解他的儿子的这种兴趣,并认为婚姻是解决方案。十四岁时,毛与一个来自同一地区的女孩订婚。然而,毛拒绝完成婚姻。

与此同时,周边地区的革命氛围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次起义,对毛泽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一个是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革命党人1906年在湖南的反抗。另一个是韶山一群农民反对地主的叛乱。两者都被镇压,领导人被斩首。毛受到社会不公的影响,渴望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激进的事情。他也渴望继续他的教育。终于在1910年,他被送到了他母亲家乡湘乡的一所高等小学。

这所学校的学生全都来自地主和富有背景的人,他们最初看不起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很快就凭借出众的智慧和学习勤奋超越了所有其他学生。他在别的同学都离开后坐在教室里长时间阅读。他的老师对他的能力印象深刻。在几个月内,他不倦地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一年后,他很轻松地通过了湖南省会长沙的一所中学的入学考试。1911年9月,毛泽东走了四十英里到达长沙。几乎十八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一座城市。

在毛泽东抵达那里时,长沙是一个学者之城,正处于极度动荡之中。教师和学生组成了各种名义的革命联合会。地下文学正在流传,革命预计随时会爆发。已经形成了一些激进思想的毛泽东渴望参加这些活动。在毛泽东抵达后的一个月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爆发了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毛立即决定加入革命军队。然而革命很快就被背叛了,革命果实落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手中。五个月后,毛从军队辞职,回到长沙。

在他回来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寻求应该做什么以及在生活中应该采取什么方向。在报纸上查看广告,他在不同学校注册了许多课程,包括肥皂制造学校、警察学校、法学院和商学院。他终于参加了长沙第一中学的入学考试,并排名第一。然而,六个月后,他离开学校,安排了自己的教育计划,包括每天在湖南省图书馆阅读。六个月内,他从早到晚在图书馆度过一整天,午餐只吃两顿年糕。这段精读时期涵盖了西方和中国作家的各种社会和科学主题。这奠定了毛泽东所受教育的基础。然而,这六个月的学习并没有让毛获得文凭。他的父亲无法理解儿子只想继续读书,他拒绝支持他,除非他加入一所真正的学校。

因此,1913年,毛泽东加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从1913年到1918年,他在那里呆了五年。中国中央政府的崩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在中国,军阀将领的省军之间的战争变得很普遍。也正是日本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参与战争,试图实现对中国的统治。这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强烈反对。

这些年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形成了。 1915年,他成为师范学院学生会的书记,并创建了学生自治协会。该组织根据学生的要求组织了大量针对学院当局的鼓动。毛泽东还率领这个组织参加街头示威抗议日本和他们的中国傀儡的统治。这个组织后来成为湖南省未来学生组织的核心。

随着军阀将军的袭击日益增多,许多地方的学生组成了自卫队。1917年,毛泽东成为他大学营的负责人。他从当地警方那里获得了一些武器,带领学生们对军阀集团进行游击队攻击,以收集更多武器。利用他所知的早期湖南战士所用的游击战术和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建立了一支高效的作战部队。毛泽东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讲授并撰写了有关战略和战术的文章。

毛还参与了其他各种活动。他抗击鸦片和卖淫等社会弊病。他反对压迫妇女并努力确保女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学生运动。他写作并鼓励学生和青年游泳、运动和强化体能锻炼。他本人保持极强的体能——全年洗冷水浴,在冷水中游泳,光脚赤脚裸体在山上散步等等。1917年,他开办了一所夜校,他和其他学生和老师一起免费地教育长沙的工厂的工人。

1918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开幕,在此之前他筹备了大约一年。它是许多这样的学生团体之一,但它成长为一个政党的核心。从一开始它坚持采取行动以及辩论。它不仅会谈论革命,而且会实践革命,首先使自己的成员革命化,将其变成“新人”。它有女性成员,并涉及其他问题,即传统婚姻制度中对妇女的压迫。其活动按照辩论、研究和社会行动的程序进行。社会行动包括兴办工人夜校,参观工厂,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撰写文章,为新思想和使用白话语言斗争。在后来的十年中,学会的最初的所有十三个成员都加入了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到1919年,学会共有八十名成员,其中四十多人后来加入了党。

在毛泽东1918年从师范学院毕业的时候,他的母亲来到了长沙接受治疗。然而,她无法治愈并于1918年10月去世。在她去世后,毛泽东搬到了中国首都北京,在那里他作为北京大学的助理图书管理员工作了六个月。这项工作是通过大学图书馆员李大钊获得的,他是第一位赞美俄国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被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阅读那些被翻译成中文的列宁作品。到了1918年底,他加入了李先生组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还会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产生影响的是陈独秀,陈独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当时陈是激进杂志《新青年》的编辑,毛泽东已经为这本杂志写过稿,这部杂志对毛产生了影响。

毛在北京呆了六个月。但在此期间,他爱上了他的一位长沙学院讲师的女儿杨开慧,那位讲师当时是北大的教授。她当时是一名学生,在大学学习新闻学课程。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恋。他们的爱是那种当时被称为“新”爱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伴侣自己做出的选择,这违背了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爱情保持秘密。当国家非常需要他们时,他们不确定是否有时间进行爱情。他们决定等待一段时间后才做出最终决定。

1919年4月,毛泽东在1919年历史性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回到了长沙。这个反帝的民主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虽然由学生发起,但它迅速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商人,店主,工匠和其他阶级。毛立即全心全意地参与政治运动。在他到达时,他立即担任一个低薪的小学教师。然而,他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组织鼓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鼓励在新民学会和其他他接触过的学生社团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建立了湖南联合学生会,成员中甚至包括大量年轻的学生和女学生。为了团结所有部门,毛泽东组织了一场运动,搜查和焚烧日本商品。他推出了一期《湘江评论》周刊,这对中国南方学生运动很快产生影响。当1919年10月周刊被禁止时,毛继续在其他期刊上写作。很快他就获得了各种湖南报纸的记者工作,并为武汉、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争取到了对湖南运动的支持。

然而,当他于1920年2月登陆北京时,他很快就参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他与他的大学图书管理员李大钊和其他知识分子进行了讨论。他参观了工厂和铁路院场,并与工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他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着作。他还会见了已经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杨开慧。他们讨论了他们对彼此和对革命的奉献。他们订婚了。

在北京之后,毛泽东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待了四个月。在这里他同陈独秀和其他上海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讨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他像劳动者一样从事一份工作,在一家洗衣店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正是在这个时期,1920年5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

当1920年7月毛泽东搬到湖南时,他开始在那里建立一个类似的共产主义团体。他的父亲在年初就去世了,毛最初在韶山建了他的家。他的两个兄弟和收养的妹妹是他的第一批吸收的人。然后他回到长沙,继续吸收新成员。在那里他担任了小学校长的职位,并且在师范学院教授一门课,他第一次获得了充裕的薪水。

到了1920年底,毛泽东娶了杨开慧,在毛泽东于长沙担任小学校长时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们被认为是理想的夫妇,杨也参与了党的工作,于1922年入党。他们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作为志愿军战士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朝鲜战争,在1905年死于朝鲜,另一个成为会计师。为党做过秘密工作的杨在1930年被捕,并被处决。

尽管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参加过各种鼓动,但他的主要工作重点是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湖南组建共产主义团体后,于1921年7月赴上海参加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当时仅有57名党员的十二名代表之一。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成为湖南省委书记。他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按照列宁主义党的原则在湖南建党。他招募现有革命组织的青年以及通过扩大的工人运动争取到的的先进工人。他创办了两个月刊,提高党员和青年团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帮助他们在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直到1923年,毛泽东在长沙、安源煤矿(位于邻近的江西省)和水口山铅矿的工人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他组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分会,并担任主席。安源煤矿运动和组织是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党首先开办了煤矿职工的夜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然后它组织了一个工会。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分支在工人中间形成,其中最好的成员后来被吸收入党。安源煤矿发生重大罢工,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它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因此即使在镇压时期也能存活下来。工人在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参与。安源是井冈山第一个共产党根据地的联络中心。

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他错过了约定时间。他参加了1923年6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加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阵线。它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毛是这样做的,并于1924年和1926年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编辑政治周刊,在农民运动研究所上课。

第二十五章:毛主席对右派和“左”的斗争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编辑]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From 1924 till the beginning of 1926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dvanced rapidly with the proletariat and peasantry in great ferment. In 1925 the protest against the 30th May massacre of demonstrators by the British police in Shanghai turned into an anti-imperialist people’s movement involved all sections of the mas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country was on the verge of a decisive battle betwee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However two deviations then plagued the CPC. The dominant Right opportunist clique was led by the then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Chen Tu-hsiu. He took the stand that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must be led by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aim of the revolution should be to form a bourgeois republic. According to his line the bourgeoisie was the only democratic force with which the working class should unite. He did not consider any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n alliance with the peasantry. On the other hand, were the ‘Left’ opportunists who were represented by Chang Kuo-tao, the leader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Labour. He saw only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He argue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is strong enough to make revolution alone. Thus his clique also ignored the peasantry.

While fighting these two deviations, Mao made his first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In March 1926, he brought out his famous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in March 1927, he presented his 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In these works he tried to answer the most basic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o are the friends and enemies of the revolution, who is the leading force and who are the reliable and vacillating allies? He argued that it was the proletariat and not the bourgeoisie who would have to lead the revolution. However the proletariat would not be able to win by fighting alone. He stressed the role of the peasantry, which was the closest and most numerous ally of the proletariat.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was a vacillating ally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ight wing becoming an enemy and the Left wing remaining a friend of the revolution. Mao also presented his ideas on how the masses were to be mobilised, a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nd the peasant armed forces organised. This was Mao’s clear perspective for the direction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should take.

This was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hich was a critical part of the first pha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It was a march by the Revolutionary Ar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ary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e Kuomintang-CPC united front). Starting in July 1926 from Kwantung in the south of China its aim was to smash the reactionary government of the imperialist-backed Northern warlords in a revolutionary war and achieve the independence and unity of China.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as initially a major success with the whole of South China and many of the Southern warlords being defeated or won o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re was an upsurge among the peasantry. The proletariat staged many armed uprisings in cities to coincide with the adva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Even Shanghai the larges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ty of China was liberated in March 1927 after three attempts at armed workers’ uprising.

After achieving major victories however the bourgeois clique represented by Chiang Kai-shek (the main Kuomintang leader after Sun Yat-sen’s death in 1925), broke the united front. In April 1927 massacres, backed by the imperialists, were launched on the Communist cadre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Right opportunist Chen Tu-hsiu leadership of the CPC however, instead of mobilising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gainst the Kuomintang reactionaries, submitted to them. In July 1927 another Kuomintang clique launched massacres against the Communists. This resulted in the breaking up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defeat o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The Right line of Chen Tu-hsiu, which dominated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was on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ough Mao struggled against this Right Line, he could not wi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in the Party. In fact at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held during this period, in April 1927, Chen succeeded in removing Mao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 : In August 1927, at the start of the next period—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Chen Tu-hsiu was removed as General Secretary after a firm criticism of his Right opportunism. Mao was brought back 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made an alternate member of the Provisional Polit Bureau that was set up. However the correct criticism of the Right line gave way in November 1927 to the domination of a ‘Left’ line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u Chiu-pai, an intellectual comrade returned after training in Russia. This line made the wrong assessment tha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on a ‘continuous upsurge’, and therefore called for armed uprisings in many cities. The leadership criticised Mao for advocating and leading a peasant uprising and opposing uprisings in big cities. He was again removed from his Central posts. He was also removed from membership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The ‘Left’ Line led to heavy losses and the abandonment of this line by April 1928.

The Sixth Congress of the CPC held in Moscow in June 1928 rectified this first ‘Left’ line and adopted a basically correct understanding, repudiating both the Right and ‘Left’ positions. Though Mao did not attend the Congress it basically upheld his position on many points. In his absence he was again elected on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It was while implementing this understanding, and while building up the Red Army after the failures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the city uprisings, that Mao made his furt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 He wrote Why is it that Red Political Power can exist in China? in October 1928, and The Struggle in the Chingkang Mountains in November 1928. These historical works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istoric process of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Red Army then under way. Mao, starting from a small group of worker and peasant fighters had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peasant uprising in 1927 set up the first base in the Chingkang mountains in October 1927. Through the period from 1927 to the beginning of 1930 the area of armed peasant uprisings and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s grew steadily. Many of the fighting sections under Communist leadership joined Mao’s forces. The Red Army grew to 60,000 soldiers and, a little later to 1,00,000 soldiers.

However ‘left’ ideas again started gaining ascendancy and from 1930 took ov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wo ‘Left’ lines led by Li Li-san in 1930 and Wang Ming in 1931-34 dominated the party and caused incalculable harm. Li Li-san in June 1930 drew up a plan for organising armed uprisings in the major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for concentrating all the units of the Red Army for attacking these major cities. The attempt to implement this plan between June and September 1930 led to severe losses and a demand from cadres for its rectifi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Mao led an attack on Changsha but withdrew to prevent heavy losses in the face of superior imperialist and Kuomintang forces. After the withdrawal there was brutal repression in Changsha during which Yang Kai-hui, Mao’s wife, who was doing underground work there, was executed. Li Li-san did self-criticism at a plenum held in September 1930 and stepped down from leadership positions. Mao and Chu Teh (Commander of the Red Army) were taken on to the newly formed Polit Bureau.

This Polit Bureau was however bypassed by a plenum called in January 1931 by Wang Ming one of the group of twenty-eight so-called ‘Bolsheviks’ who had returned after training in Russia. They did not call Mao and Chu Teh for the plenum but removed them and others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August 1932 Mao was also removed from his posts as secretary of the Front Committee and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Red Army. With the Party and Red Army in their full control the Wang Ming clique committed numerous errors which led to severe losses. Throughout, their main attack was on Mao, who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what was according to them right opportunism and the main danger within the Party. Mao’s correct line was called a ‘rich peasant line’. Sectarian and factional methods were used by the ‘Left’ Line leadership to attack not only Mao but also the leaders of the earlier ‘Left’ Lines, Li Li-san and Chu Chiu-pai. While the Wang Ming clique was creating havoc in the Party, Chiang Kai-shek was organising repeated campaigns of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against the Red base areas. The first four campaigns were defeated because of Mao’s leadership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strategic principles before the ‘Left’ leadership acquired full control over the Party and Red Army in the base areas. However when the ‘Left’ leadership actually moved into the base area their direct leadership led to serious errors and defeat of the Communist forces in the fifth campaign of the Kuomintang forces.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Chiang Kai-shek’s encirclement and win new victories it was decided from October 1934, to undertake the world-shaking strategic shift of the Red Army, known as the Long March. Mao was accompanied by his next wife, Ho Tzu-chen, a Party cadre from a local peasant family of the Kiangsi base area. They had married in 1931, after the death of Mao’s earlier wife, Yang Kai-hui. They had two children who were left behind with peasants in the Kiangsi base area at the start of the Long March.

It was during the Long March, at the Tsunyi Plenum of the CPC, in January 1935, tha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moved into the hands of Mao and his policies. This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Long March as well as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t was then decided to continue the Long March in the northward direction to be able to better co-ordinate the nation-wide anti-Japanese movement, which had been growing continuously since the Japanese attack and occupation of North-eastern China in 1931.

During the Long March, besides the repeated attacks of the Kuomintang troops, the Party had also to face the line of flightism and warlordism led by Chang Kuo-tao. Two conferenc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held during the Long March defeated Chang Kuo-tao’s proposal to retreat to national minority areas of Sinkiang and Tibet. He however refused to follow the Party decision and tried to form a new Party Centre. He led a section of the Red Army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during which they were attacked and finished off by the Kuomintang forces. Chang himself became a traitor and joined the Kuomintang. The main force of the Red Army reached their destination in the Shensi province in Northern China in October 1935, one year after they had started the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which numbered around 3,00,000 just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had now been reduced to just over twenty thousand. It was this core that set up the Shensi-Kansu-Ninghshia (on the border areas of thes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rn China) base area. It became famously known as Yenan, the name of its capital. This was the base from which Mao led the Party and Red Army to victory by 1945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Mao and Ho Tzu-chen were divorced in 1938. In April 1939 he married Chiang Ching. Chiang Ching was the party name of Lan Ping, a theatre and film actress, who had joined the Party in 1933 and moved to Yenan in1937 to teach drama at the Art Academy ther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propaganda teams who went among the peasantry. Mao who took a keen interest in art and literature met her in the course of this work and they fell in love and decided to get married.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Long March, Mao concentrated on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tactical orientation in order to end the Civil War and unite the maximum forces for 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is presentation On Tactics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was a major development of Marxist-Leninist United Front tactics. This was later further developed in his May 1937 Report on The Tas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to Japan. Giving a brilliant exposition of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adictions, Mao explained the change in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caused by Japan’s aggression and therefore the change in the United Front tactics necessary to face the new situation. He called for a united front with the Kuomintang in order to drive away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Chiang Kai-shek however did not agree to enter a united front until he was forced to do so by the CPC’s propaganda and by the pressure of certain factions in his own party. He finally agreed, when he was arrested in December 1936 by two of his own generals who insisted that a united front should be built with the CPC.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was set up in August 1937.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Mao had again to fight wrong trends though these did not grow to capture leadership over the Party and the struggle. One was a pessimistic trend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present in some Kuomintang sections of the United Front. These people after some defeats at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felt that the Chinese was bound to be suppressed and ruled by the Japanese and other imperialists. One faction even prepared for surren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the trend in some sections of the CPC, who felt that since the united front had been formed there would be quick victory over the Japanese. These comrades overestimated the strength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did not see the reactionary side of the Chiang Kai-shek clique. In order to correct these mistaken theories and to point out the correct course of the war, Mao in May 1938 brought out his book On Protracted War which pointed out that the War would finally end in victory but the victory would not be quick. He also in this and other writings laid down the military principles of the war.

Mao also wrote various philosophical works to help educate the Party cadre and remove the damaging effects of the earlier Right and ‘Left’ Lines. Basing on these writings, between 1941 and 1944, a lengthy Rectification Campaign was held to fight the main errors in the Party. This was combined with in-depth discussions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Chou En-lai, who had been a leading comrade throughout the period, particularly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cess. This led finally to an open and complete repudiation of the earlier wrong Lines. This understanding was adopted in the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at Plenum of the CPC held in April 1945.

Armed with the correct line and correct tactics, the CPC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victory, first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n against the reactionaries led by Chiang Kai-shek. From a fighting force of just over twenty thousand at the end of the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grew to a strength of one milli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1945. At that time, at the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CPC in April 1945, Mao in his Report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presented a detailed summing up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He gave a specific programm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oalition government with the Kuomintang after the victory over the Japanese forces.

The Thir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 However after the victory over the Japanese, Chiang Kai-shek, because of the support of U.S. imperialism and the superior strength of his military forces, refused to agree to the formation of a coalition government on any reasonable terms. At that time even Stalin wanted the CPC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saying that they should not have a civil war and should co-operate with Chiang Kai-shek, otherwise the Chinese nation would perish. Nevertheless the CPC under Mao went ahead and fought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Thir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Relying on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masses and particularly the peasantry, the Red Army was able to change the military balance of forces and move in July 1947 from the strategic defensive to the strategic offensive. By October 1949 the CPC had, within a period of four years, won nation-wide victory over the U.S. backed Kuomintang.

As China gained victory, Marxist-Leninists and the proletariat throughout the world were filled with joy and pride at the formation of a seemingly invincible socialist camp encompassing one-third of humanity. Mao however gave an idea of the challenges ahead and dangers of the coming period. In 1949,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wenty-eigh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n his speech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he said, “Twenty- eight years of our Party are a long period, in which we have accomplished only one thing—we have won basic victory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is calls for celebration, because it is the people’s victory, because it is a victory in a country as large as China. But we still have much work to do; to use the analogy of a journey, our past work is only the first step in a long march of ten thousand li.”


第二十六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的道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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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承认中国革命道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意义。1950年1月27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题为“争取持久和平,促进人民民主”的社论说:“中国人民走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和未独立国家的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应该走的道路。”

“中国人民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必须同一切愿意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阶级、政党、团体和组织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为首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取得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决定性条件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

因此,经毛泽东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毛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得到了承认,并开始成为全世界真正的革命者(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者)的指南。

毛泽东在革命进程中的众多著作提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公式。列宁已经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代,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革命,不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的旧范畴,而是属于一个新的范畴;它不再是旧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革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者,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因此,为了区别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把殖民地革命和半殖民地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统一战线理论。他指出,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依靠帝国主义存在和发展,始终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坚定的盟友,有时会帮助革命,有时会加入敌人。这样。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包括四个阶级的联盟,即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不会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俄国革命首先占领主要城市,然后控制农村。他展示了中国长期人民战争的道路,包括夺取农村政权,建设游击区和根据地,最后包围和占领城市。为此,毛泽东确立了革命战争的军事原则。他教导如何建立红军,红军是革命绝对必要的武器。从游击战到运动战,再到阵地战,毛泽东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建立战胜强大敌人所需的力量。

最后,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认识的基础上,阐述了殖民地革命中国家形式的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观点。

他说,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旧的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即旧民主的形式,这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形式也不适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在这一时期,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都必须采用第三种形式的国家,即几个反帝阶级联合专政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由于这种形式适合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是过渡性的。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形式是必要的,是不能放弃的。

这个国家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解释为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对反动派专政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的代表实行专政。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共产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专政的领导和基础。没有这种团结,专政就不可能巩固。党还必须尽可能多地团结愿意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同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团体团结起来。这是孤立反革命势力所必需的。如果这样做,革命胜利后,就有可能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帝国主义,使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经济逐步转变为工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十七章: 毛主席的哲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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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哲学的著作,旨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的干部和群众,改变他们思考和实践的方式。毛泽东本人是一个热心学习哲学的学生。当他拿到关于哲学的书时,他会集中精力阅读这些书。由于早期俄国留学归来的教条主义者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一直渴望把党的学习和教学与实践联系起来。他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适用于全党干部、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

认识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关于认识论的教导。他的一篇重要著作是《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虽然它的讲座只花了两小时,但是毛说,他是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写的。毛泽东解释说,中心问题是,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社会实践,而仅仅来自社会实践。真正的知识或正确的思想来源于三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理论依赖于实践。毛泽东说,理论不通过实践来衡量和检验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理论改变了实践,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通过实践,更多的知识的得以转化和获取。没有人生来聪明,或生来愚蠢。知识不能先于物质经验,没有人能够在实际工作之前成为专家。

毛解释了获得知识的过程。它从感性知识、感觉感知和印象阶段开始,人类最初只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即事物的外部关系。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在实践过程中引起人的感知和印象的事物会被多次重复,然后大脑在理解过程中发生突然的变化(飞跃),形成概念。概念不再是事物的现象、部分的方面和外在的关系,而是对事物的本质、整体和内在关系的把握。概念和感觉之间不仅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着质的差异。概念知识或逻辑知识或理性知识是一个比感性知识阶段更高的阶段。

这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理性知识依赖于感性知识。认为理性的知识可以在没有人首先体验和获得感性知识的情况下发展是愚蠢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感性知识仍有待于发展为理性知识。这意味着感性知识应该深化和发展到理性知识的阶段。

然而理性知识的获取本身并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重要的是把一切知识付诸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辩证法,特别是对矛盾的理解和运用。对矛盾的理解和运用,几乎贯穿于毛泽东的分析和著作的各个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是《矛盾论》,这是毛泽东1937年8月在完成《实践论》一文之后写的一篇哲学论文,两篇著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当时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严重错误。这篇论文最初发表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两次讲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著作是列宁对矛盾进行深入研究的继续。列宁把矛盾称为“辩证法的盐”,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进一步断言:“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这些“说明和发挥”是毛泽东二十年后完成的。毛泽东的著作是对矛盾认识的飞跃。他对矛盾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并加以澄清,使之易于理解,便于任何人使用。

首先,他主张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因此也是思想的根本规律。

他在此基础上解释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根据这一原则,矛盾存在于每一个对象、每一个思想的所有过程中,并从头到尾始终存在于这些过程中。

进而他提出出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根据这一原则,每一个矛盾及其各个方面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矛盾双方的统一和对立。毛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因此它总是暂时的、相对的。另一方面,对立面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是普遍的、绝对的。

毛泽东在分析中经常提出和运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根据这一原则,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之一必然是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任何一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些矛盾,其中一个必须是主要矛盾,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而其余的则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因此,在研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时,必须尽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一旦掌握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同样,在任何矛盾中,矛盾各方面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时,它们似乎处于平衡状态,但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不均衡是基本的。在这两个矛盾的方面,一个必须是主要的,另一个是次要的。主要方面是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本质主要取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占主导地位的方面。

毛泽东在分析中始终重视对主要矛盾的理解。因此,在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他总是分析主要矛盾。这是对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一种进步,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并没有特别深入地分析一个国家或革命的主要矛盾。但是,毛泽东认为,除非我们研究一个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否则我们将陷入抽象之中,无法具体地理解矛盾,因而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理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很重要,这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矛盾力量的不均匀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均衡发展的,因此有必要认识到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地位的变化。只有了解了矛盾的各个阶段和这些矛盾的变化过程,革命党才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决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最后,毛泽东澄清了矛盾中的对抗问题。毛泽东认为,对抗是对立面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因此,对抗性的公式不能应用于一切场合。有些矛盾的特点是公开对抗,有些则不是。从事物的具体发展来看,一些本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而另一些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则发展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斗争的形式因矛盾性质的不同而不同。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对抗性的矛盾则需要非和平的手段。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回到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问题上。他强调,尽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认为中国社会不再存在矛盾是错误的。他指出,现在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必须用镇压来处理。另一方面,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以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处理。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正确处理矛盾。他指出,如果不正确理解和处理矛盾,就会有恢复资本主义的危险。

第二十八章: 毛主席在党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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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接掌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他就为在真正的列宁主义路线上发展党作出了一切努力。由于早期错误路线的统治,特别是王明的第三条“左”路线,在党的运作中存在许多偏差。由于宗派主义的理解,民主集中制的运作没有适当的规范,对这两条线的斗争也是完全错误的。决定不经协商便作出的,不涉及党的干部,也不需要操纵全会和其他会议的举行。没有公开进行两次路线的斗争,另一种观点的代表受到骚扰和惩罚。也由于教条主义,群众路线没有实行。毛泽东试图纠正这些偏差,并建立适当的论坛和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毛还澄清和发展了许多组织概念。他还试图纠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中产生的某些错误认识。


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试图纠正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偏差,从他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显然是“先民主后集中”。他从许多方面解释了这一点:“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制”,“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具有广泛民主基础的无产阶级集中制。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他对中央集权首先是正确思想的集中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同志们就必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不是把它封死在自己的心里。只有在最充分民主的情况下,同志们才能自由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甚至发泄他们的愤怒。因此,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没有群众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但是,有了无产阶级民主,就有可能在集中正确思想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政策、计划、指挥和行动的统一。这是集中统一。


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党的运作。他扩大了对管理无产阶级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没有民主,没有群众的动员,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派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有效地改造反动派和坏人。毛泽东是在苏联近代修正主义兴起后提出这些观点的,认为没有动员群众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他还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最高层修正主义倾向的上升,并认识到防止这种趋势的唯一保障是下级干部和群众的主动和警惕。


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讲话中说:“不充分促进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全面实行无产阶级民主,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集中,没有高度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会怎样呢?它将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专政将变成资产阶级的专政,变成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多加思考。“


两线斗争是党的组织原则的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在这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理论。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把党内错误的观点看作是外来阶级在社会上的反映。因此,只要阶级斗争在社会上继续下去,就一定会在党内的思想斗争中得到反映。他对这些矛盾的态度也不同。他最初把它们看作是非对抗性的矛盾,通过“认真斗争”,我们应该加以纠正。要有充分的纠正机会,只有犯错误的人“坚持”或“加重错误”,矛盾才有对抗性的可能。


这是对斯大林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解的修正。斯大林反对通过党内斗争纠正错误趋势的任何企图.他说,这种企图是“用党内思想斗争‘打败’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有可能使党陷入瘫痪和长期衰弱的境地”。这种说法拒绝接受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对抗性的矛盾。


毛泽东借鉴同样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内斗争的方法。“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必须促进党内民主,让人民大声发言。限制是什么?一是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体党员服从中央。另一个限制是,任何秘密派别都不能被组织起来。我们不怕公开的对手,我们只是害怕秘密的对手。这样的人不会当面对你说真话,他们说的只是谎言和欺骗。他们没有表达他们的真正意图。只要一个人不违反纪律,不从事秘密的派系活动,我们就应该允许他说出话来,如果他说错了,我们就不应该惩罚他。如果人们说错的话,他们可能会受到批评,但我们应该说服他们的理由。如果他们还不相信呢?只要他们遵守多数人的决议和决定,少数人就可以保留他们的意见。“


因此,毛泽东的理解是在明确的基础上,只要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党的阶级斗争,即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公开进行这场斗争,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通过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概念的认识和贯彻,试图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提出一种正确的辩证方法。.


群众路线: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路线的另一个领域.毛泽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党的基本认识出发,把群众路线的概念发展到了一个质的新水平。在哲学层面,他展示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方面。在政治和组织层面,他展示了这是正确政治路线的基础,也是党内关系的基本组织路线。


毛泽东解释说,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一切正确的领导都必然是“从群众到群众”。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思想(零散的和不系统的思想)集中起来(通过学习,把它们变成集中的、系统的思想),然后去群众那里宣传和解释,直到群众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坚持下来,转化为行动,检验这些思想在行动中的正确性。然后再一次集中群众的思想,再去群众那里,使思想坚持下去。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在一个无休止的螺旋中,随着思想变得更正确,更有活力和更丰富的每一次。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为了贯彻“从群众到群众”的原则,毛泽东解释说,在一个组织或一场斗争中,必须有正确的领导班子和群众的关系。党要把积极分子聚集在一起,形成领导核心,把领导核心同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不这样做,党的领导就会变得官僚化,脱离群众。还必须使领导层不满足于仅仅发出一般性的呼吁。一般性呼吁必须得到具体和具体的指导,才能得到适当执行。“把群众的思想集中起来,然后去群众那里,坚持下去,贯彻下去,形成正确的领导思想,这是领导的基本方法。”这样,毛泽东就把群众路线解释为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


最后,毛泽东说,群众路线不应只从党对群众的领导的角度来看待。事实上,毛泽东也强调群众路线在党内关系中的应用.因此,他也把它看作是一种组织路线。毛泽东指出,要确保路线真正来自群众,特别是真正回到群众,不仅要党和党以外的群众(阶级和人民)密切联系,首先要联系党的领导班子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军衔、档案)。因此,毛泽东指出,保持党的上下两级的密切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党内关系的任何分裂,都会造成党的领导和群众关系的脱节。这将有悖于大众路线的实施。

第二十九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经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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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的民主经济方案在全国革命胜利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1947年红军和中国革命进入战略攻势后不久,毛泽东就已经宣布并开始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政策了。一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在农民中的分配,二是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三是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这些政策在革命控制下的华北广大地区实施,而土地改革也于1950年中期完成。随后,在其余地区也相继完成了土地改革方案。


总路线和逐步集体化:1951年,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用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时期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同时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完成这一进程约为18年。这分为三年的恢复,从内战的破坏和破坏中恢复,再加上十五年,包括三个有计划的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


按照这一总路线,制定了“一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第一步是号召农民组织农业生产者互助小组,每组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家庭。这些队伍只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基本要素,如团队成员之间的帮助和合作。第二步是号召农民在互助小组的基础上组织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性质上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其特点是以股份形式集中土地,实行统一管理。第三步是号召农民在这些小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起来,组织完全社会主义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逐步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参与和互利。农民被说服自愿参加这个集团化进程。


互助小组的第一步是在革命全国胜利之前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始的。迈向初级合作社的第二步发生在1953-55年.向先进合作社过渡的第三步始于1956年.农村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字面高潮。与此同时,在1956年的头几个月,一个相关的运动迅速推进,并完成了企业国有化的进程。因此,中国的工商业从私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移远远提前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辩证态度:总路线基本上依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3-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方向是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此外,还有一种不加批判地采用所有苏联政策的倾向。随着近代修正主义在苏联的兴起(特别是1956年2月苏共修正主义第20次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倾向立即得到加强。1956年,党内发起了一场“反对轻率进步”的运动,即阻碍社会化进程。与此同时,修正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在党内占了上风,党的主要代表是党的总书记刘少奇。这一趋势的代表支持赫鲁晓夫人,否定阶级斗争,集中精力建设现代生产力,主要是通过重工业。他们认为,生产力是变革的主要动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是阻碍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生产关系的变化,要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业合作应等到工业发展到足以为农村机械化提供机械为止。所有这些建议都否定了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将导致修正主义和官僚倾向的增长,以及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增长。


看到苏联的境遇,毛泽东意识到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即展开了一场斗争,以战胜当时控制着党的这些趋势。他在这场斗争中的第一步是1956年4月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作了明确的批判。在谈到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更好。”他们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市场上货物短缺,货币不稳定。“同样地,他批评苏联的政策“过分地压迫农民”。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一切,机械地移植”,同时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他还批评那些效仿赫鲁晓夫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斯大林。他坚持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70%的成就。因此,毛泽东通过从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广泛批判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吸取教训领导了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内的生产力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然而,毛泽东讲话的最大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规划进程的认识的重大进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为十大关系提出,把辩证法和矛盾带到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中心。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涉及生产和分配目标的机械实现,而且涉及到对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的辩证认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说:“这十个问题提出的一项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内外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这十个关系都是矛盾的。世界由矛盾组成。没有矛盾,世界将不复存在。我们的任务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第二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做了工作。其中,他继续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辩证认识。首先,他还把阶级斗争置于这一过程的核心。他断言“阶级斗争绝不是超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哪一个会赢,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样,他开始了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他们说,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下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整风运动的开始.在这一时期,许多高级干部不得不向群众提出自我批评,数百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与工农结合,工厂和农业合作社的所有党干部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开始参与工厂的决策,农民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一过程,党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党内和外部的右翼势力不断壮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诞生:随着整风运动的推进,党内右派处于守势状态。这导致一九五八年纠正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主导性错误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的原动力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被迫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完成前的整个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他的报告还提到了大跃进,这是从那时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工业、农业和所有其他活动领域都出现了更大和更快的增长。


然而,除了快速增长之外,大跃进是早期计划和总路线优先事项的重大变化。大跃进总路线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的。它改变了对重工业的重视,旨在实现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同步发展。它旨在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及知识分子和管理者之间的差距。它的目的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而且是一场技术、政治、社会和文化革命,以改变城市和农村。


1958年开始建设人民公社。这一进程最初是自发开始的,当时受干旱影响地区的邻近农民协会制定了一项计划,将他们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合并起来,以实施灌溉项目。他们的合并被毛命名为公社。毛泽东鼓励这样的组织形式,这立即导致公社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它们是由邻近合作社合并而成,以承担防洪、水利、植树造林、渔业、交通等大型工程。此外,许多公社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生产拖拉机、化肥和其他生产资料。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发展很快。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12月著名的“武汉决议”中宣布,“在1958年夏季开始的几个月内,全国共有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响应广大农民的热情要求,改组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有一亿多户,占全国各族农民家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参加了人民公社。“总括政治本质,消委会接着说:“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工业、农业、贸易、教育和军事相结合的单位,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使我们能够预见,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成为我国实现以下两个转变的最佳形式。第一,农村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第二,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公社仍将是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公社运动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基本完成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然而,公社推进向完全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期望无法实现到这一程度。此外,建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也无法得到巩固。


在大跃进时期的公社运动的最初时期,有一些“左”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2月的演讲中称这是“共产主义的风”。毛泽东指出的这些“左”错误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通过使整个公社成为一个会计单位,使公社内部的穷人和富人队伍趋于平衡。这就意味着富裕旅(前高级合作社)农民成员的份额将比他们在公社成立后不久所得到的份额小。因此,他们会对组成公社感到不满,他们的参与将不是自愿的。第二个错误是公社的资本积累太大,公社对没有补偿的劳动力的需求太大。如果留出更多的资金用于资本积累,农民所占的份额就会更低。同样,更多没有补偿的劳动只能在意识被提升到这种程度时才能出现。第三个错误是各种“财产”的“公社”。在一些地区,甚至试图将农民的小财产,如母鸡和猪,置于公社之下。这也是反对的。


这些错误很快得到纠正。生产大队(原先进合作社)作为基本会计单位,1962年被提升到生产队伍的更低水平。然而,尽管人们的观点始终是将所有权和会计水平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但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化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这并没有取得成功。基本会计和所有权单位一直持续到1976年,一直处于最低水平-生产团队。


反资本主义道路者斗争:虽然“左”错误很快得到纠正,但在党的更高层次上,以刘晓奇为首的资本家的把持仍然很强。这两条线的斗争是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代表的.1959年7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发起了直接攻击,批评了他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主义”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愿望,毛泽东击退了这些攻击,捍卫了大跃进的政治。但是,虽然彭被打败了,但其他的资本主义流亡者却继续通过间接手段发动攻击。


一种方法是通过隐蔽地保护彭和媒体对毛的攻击。这是通过文章,也是通过戏剧和文化表演来展示彭是怎样一个正直的同志,谁是受害者。另一种方法是拖延或转移执行最高级别决定的关键政策。一个主要的例子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方案和1962年基督教协进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虽然这是资本家的正式同意,但他们通过控制党的结构来确保没有大规模的动员。他们试图把文化大革命转向学术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方向,而不是阶级斗争。


在这段时期(1959-65年),毛泽东在各个层次上进行了战斗.他根据俄罗斯的经验,意识到了恢复资本主义的真正危险。因此,他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重大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教育汲取了这一经验的理论教训。通过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试图团结在世界各地和中国的革命者周围。他通过“苏联经济学批判”、“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伪共产主义及其世界历史教训的分析”等作品,试图向党内干部灌输反对修正主义和复辟的理论基础。


但是,他主要是试图把人民群众拉进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教育方案外,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仿效塔柴和塔奇经验的口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范经验。但是,当一切动员群众的企图都被党的官僚主义所转移时,毛泽东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释放了群众的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原则的实践高潮。

第三十章:伟大的辩论: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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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领导的修正主义集团发动政变,接管了当时的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党-苏共的控制。他们把党内的革命者赶出去或杀了,在社会主义的第一片土地上开始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进程,并同帝国主义阵营,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发展了联系。1956年,在巩固了对共产党的控制之后,在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开始在其他共产党中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毒药。他们同时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介绍了他们关于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这三个和平主义者的修正主义理论。


和平过渡意味着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提出,在当今时代,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议会中和平地赢得多数席位,然后进行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否认革命的必要性。因此,这一理论重复了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修正主义。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因此,他歪曲了列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这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屈从于他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愿望。他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援助,以及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的政策,取决于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平共处的要求。因此,这只不过是一项与帝国主义合作的政策。


和平竞争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经济竞争来解决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拒绝承认帝国主义反动和煽动战争的性质。它制造了一种错觉,认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和平的斗争形式加以解决。


赫鲁晓夫的三位和事者理论因此是一种成熟的修正主义理论,他想把这一理论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目的是建立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赫鲁晓夫为了实现自己的图谋,获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接受,同时以个人崇拜的名义对斯大林发动了恶毒的攻击。为了推翻斯大林所坚持和奋斗的革命原则,首先要摧毁斯大林在全世界革命者和群众中的形象。这是通过一场谎言和堕落的宣传运动来实现的。


世界上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支持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路线。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和政党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国家采取修正主义路线。美国的布劳德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作理论,并退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法国第三国际领导人托雷斯在反法西斯阵线时期之后与资产阶级发展了密切的关系,战后对法国殖民地人民采取了国家沙文主义立场,成为法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仆人;意大利的托格利亚蒂(Togliatti)是另一位第三大国际领导人,他希望通过资产阶级议会的“结构改革”,将资本主义“改革”和“重组”成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领导层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战术路线,以承认和平道路。因此,这些修正主义势力在早期没有受到足够的批评和失败,他们很高兴地与赫鲁晓夫合作。


但是,如果这些政党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试图通过选举制度实施“和平过渡”,而且这种努力对社会秩序构成了足够的威胁,就会通过军事政变和野蛮镇压而消灭这些政党,例如在巴西(1964年)、印度尼西亚(1965年)和智利(1973年)。


在新成立的人民民主政体中,以蒂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从1948年开始走修正主义道路,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不过赫鲁晓夫很快就开始和他交朋友了。其余大多数领导人也与赫鲁晓夫结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工党认识并承认赫鲁晓夫人的修正主义,并对马列主义进行了英勇坚定的辩护。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这场斗争的先锋队。在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两个月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接着,1956年12月又写了一篇文章,更多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张社会主义阵营要明确划分谁是它的朋友,谁是敌人。这与在政党论坛上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和击败的七年努力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1957年60个兄弟政党的会议和1960年81个兄弟政党的会议上,以及在与CPSU领导人的会议上。


1959年6月,随着斗争的加剧,苏联复国主义者撤回了国防领域的技术援助,1960年7月,突然撤回了在中国工作的所有苏联技术专家。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1960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和其他两篇文章,坚持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些文章反对CPSU的修正主义立场,没有点名。


然而,修正主义者继续试图进一步系统化他们的修正主义立场。因此,在1961年举行的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纲领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即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党的教义。它宣布,苏联不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苏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大会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荒谬理论。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甚至呼吁推翻阿族领导人恩维尔·霍沙(Enver Hoxha)。这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反对的.


赫鲁晓夫还开始鼓励其他共产党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苏联的许多文章也攻击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对意大利党的托格利亚蒂、法国党的托雷斯、美国共产党的格斯霍尔和其他七篇文章作出回应,这些文章分别于1962年年底和1963年年初发表。


1963年6月14日著名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观点作了总结。CPSU给CPC的公开信对此作了答复。由于整个问题现在已经公开,中国共产党决定通过公开媒体进行辩论。它对CPSU的公开信发表了九篇评论,澄清了摆在群众面前的所有问题。


这场斗争于1963年公开进行,一直持续到1964年,后来被称为“伟大的辩论”。这场伟大的辩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一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斗争。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供了凝聚点。这也是马列主义的科学发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那个时期的革命总路线。毛泽东是这场斗争的推动力。正是通过这场伟大的辩论,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为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世界上作为朋友和敌人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目标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些提法主要载于6月14日的信中。九篇评论概述并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各种关键问题-新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生存、南斯拉夫、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从中吸取的历史教训的革命立场。正是通过这场伟大的辩论,毛主义被进一步接受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阶层的指导思想。

第三十一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编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对赫鲁晓夫和走资派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制造的障碍和破坏的回答。特别是在苏联修正主义兴起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之一来自党内。在整个大辩论中,毛泽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试图找到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答案。与此同时,他还深入参与了与中国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毛泽东在总结中共上一份文件《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历史教训》的大辩论时,强调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若干问题。

毛泽东首先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在最后阶段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解释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战线本身是不够的。他坚持要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巩固革命。而这个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

毛再三强调,要进行这场革命,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胆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为此,党必须依靠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人民占中国总人口的95%,这是一场反对社会主义敌人的共同斗争。毛还强调“要在工厂和农村反复开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在继续教育人民群众的运动中,再次强调了组织革命阶级力量的必要性,“锐意进取”。以反对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因此,毛泽东清楚地看到,群众的广泛参与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前提。这是毛从与党的领导班子内部的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复辟的结论。

然而,在中共内部,刘少奇领导的最高层对这些理论的实施和毛提出的具体纲领有着强烈的抵制。因此,虽然1962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式接受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但实行的却是半途而废,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事实上,在刘的控制下,党的官僚主义领导层开始批评毛采取的行动,即毛对彭德怀这样的资本主义头号人物上采取的行动。他们在报刊、戏剧和其他文化论坛上进行的批评,这些批评是他们完全控制的。他们的控制使得毛甚至无法发表一篇在北京报刊上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这样的“捍卫毛的文章”和他的政策终于在1965年11月出版于上海新闻界,这是一个比北京更激进的中心。这引发了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批评,支持了毛在媒体和文化领域的路线。然而,党的官僚主义却尽其所能阻止这场运动具有群众性。对于文化大革命,党组织本来应该发起和指挥它,可刘少奇实际上是试图控制异议,并沿着学术路线引导它。

最后,在毛的指导下,1966年5月16日发布了一个通知,解散了“文革”组织的“五人小组”,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文革小组”。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呼吁批评和打破走资派的阻力,尤其是党内的阻力。这一行动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并使之成为涉及数百万人的群众运动。

5月25日,第一个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发表,该报批评其副校长和教育体系。这仅仅是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群众张贴的大量大字报的第一张,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了走资派在社会上的错误。他们示威并和群众一起批判教授、党的官僚和其他人的错误政策。很快就有一部分学生要求取消高考。中央委员会于六月通过了一项命令,暂停新入学六个月,使学生和青年能够更充分地参与文化大革命。然而,六个月的时间被证明太短,大学只在四年后再次开放。

毛也开始亲自参与文化大革命。7月17日,他和另外一万名游泳者一起参加了一场横跨长江的游泳比赛。这是他的象征性行为,表明了他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决心。8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毛给出了更为直截了当的信号。他张贴了自己的大字报。他的主要口号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明确的号召,要攻击刘少奇领导的党的资本主义道路上的资本主义总部。毛的呼吁进一步推动了这场运动的行动力和战斗力。

8月18日,毛出席了北京第一次红卫兵集会,集会包含了一百万人。红卫兵是全国数千个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成员。第一批组织主要是由学生和青年组成的,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组织在工人、农民和办公室职员中成长。8月18日的反弹是众多此类集会中的第一次。有时,在首都聚集的有超过二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更深刻、更广泛的阶段”,毛在全会结束讲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领导下的对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延续。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延续。”

第十一次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他们重复了五一六宣言所说的,现在的革命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文化、风俗习惯仍然控制了舆论,为过去的复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精神面貌必须转变,必须创造新的价值观。 它把革命的主要对象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的主力军认定为“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群众”。

革命的目的是“打击和粉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和否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造他们。摧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其他一切部分,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人民自由地发表意见,写大字报,并举行激烈的辩论,使资本主义的执政者暴露出来,让他们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计划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毛群众路线的先进性和实践性。它的目的不仅是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而且要使工人阶级“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发挥领导作用”,“把政治放在人民的监控下”,并确保每一个执政者都应该是“人民群众”之一。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发动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进攻,使群众积极参与。

因此,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指示:

“在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方法是群众解放自己,任何不为人民服务的方法都不应该被使用。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积极性。消除恐惧。不要害怕混乱。让群众在这个伟大的革命中自学,学会辨别是非,认清正确和错误的做事方法。”

群众在革命中全力以赴,甚至开创了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的,即被选出的、可被罢免的、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成员,是从党、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团体中选出的(红卫兵的成员数是三千万)。它们从工厂或公社发展到各级政府和省级政府机关,其职能是作为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经营的纽带。

这三个一体的权力机关使无产阶级政治权力在群众中深深扎根。革命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的运行和各级革命政权的监督,对各级领导班子坚持群众路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取得的最广泛、最深刻的运动。

1966年至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彻底粉碎,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支持者等主要的资本家被剥夺了党的职位,被迫进行自我批评。主义先于群众。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不仅激励了中国人民,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中掀起了一股革命热情。

在这场大辩论中,许多革命力量聚集在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上,但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界各地的军队都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可以为世界社会问题提供答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复辟敌人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伟大领导下发动革命斗争,巩固了世界上众多革命团体和政党。

然而,毛警告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未来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多的革命。”谁在革命中获胜谁只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解决。如果事情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遭遇资本主义复辟。”

此外,他在1969年提醒了第九届代表大会:“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被击败的阶级将继续斗争。它的成员仍然存在,它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不能说最终胜利,而不是几十年。我们不能失去警惕。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仅需要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还有赖于世界革命的胜利和在这个地球上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使一切都能实现。人类将得到解放。因此,轻轻松松地谈论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它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不符合事实。

毛的话在短时间内被证明是正确的。1971年初,中共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林彪被任命为接班人,他试图通过暗杀毛,发动军事政变,以夺取政权。由于党内革命者的警惕,这一点被挫败了。

然而,在这之后,像邓这样的修正主义者被恢复到党内和国家机构中的高位。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在又一次反对这些资本家的斗争中,邓在1976年9月9日毛逝世前几个月再次受到批评并被撤职。然而,他有许多代理人处于权力地位。正是这些叛徒策划了政变来接管党,并在毛死后不久就领导了资本主义恢复的道路的改革。是他们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正式宣布其在1976年结束。

这场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不能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教诲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革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科学工具。它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中确立了科学的有效性。它的有效性,作为动员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斗争中也得到了证明。然而,正如毛自己指出的,没有什么武器能保证最终胜利。因此,资本主义道路获得暂时胜利的事实,丝毫没有削弱这一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客观真实性。

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国际无产阶级的阵营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代表了毛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贡献的实践,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巩固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恢复。它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操纵计划,所有的社会主义基础都丧失了。因此,是时候修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了。

列宁在定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接受阶级斗争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他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受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解。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延伸到承认超结构的不断革命,以期完成世界革命和尽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十二章: 毛主席去世之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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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后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和毛主义建立的时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期,是世界许多地区革命动荡的时期。

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地区)的革命战争对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造成了严重打击。与此同时,革命者们摆脱了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控制,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发动了武装斗争。自那时以来,菲律宾和印度的武装斗争就一直在继续。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在肆虐,在格瓦拉主义意识形态(在古巴和玻利维亚革命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切·格瓦拉的观点和实践的意识形态)下的武装斗争也在肆虐。

印度支那战争、第三世界激烈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导致六十年代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学生大量爆发和反战运动的主要因素。1968年5月的巴黎学生起义是从美国到意大利,甚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学生在反抗浪潮中占据了最重要但也是唯一的一次运动。它还对第三世界各地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越战抗议活动开始升温,欧洲主要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战争和核军备竞赛的和平运动。美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孤立的,因为他们一个盟友都不同意派遣军队去越南作战。在学生运动之后,西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工业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尽管这些斗争主要是在经济需求方面,但这一波又一波的大罢工往往都会让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陷于瘫痪。70年代中期,许多长期存在的殖民政权在长期的游击战争后最终被推翻。因此,1975年,美国和他们的傀儡被赶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在非洲,莫桑比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刚果和贝宁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成立。然而,这些国家大多被新帝国主义-苏联帝国主义的傀儡或卫星所占领。但柬埔寨是一个突出的例外,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红色高棉-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978年在苏联帝国主义的命令下被越南入侵。在接下来的时期里,也继续出现了一个极好的革命局面,所有基本矛盾都在激化,帝国主义进一步削弱。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仍然是世界革命的风暴中心。这一时期初期,津巴布韦、尼加拉瓜、厄立特里亚和其他国家的游击队斗争仍在继续。

1980年,在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下,秘鲁爆发了人民战争。伊朗国王被推翻,一个反美伊斯兰共和国诞生了.1978年成立苏联傀儡政权,1979年被苏联帝国主义军队占领后,阿富汗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斗争对苏联政权造成了严重的致命打击,也被证明了是苏联最终垮台的一个主要因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划时代意义是,它改变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关系的性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证明了,即使是超级大国也不能占领一个弱小的国家。这一情况在90年代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试图干预的众多地点更加鲜明地揭示出来。索马里兰被英国和意大利殖民者控制了许多年,但没有遇到重大困难,在90年代,索马里成为索马里,数千名美国士兵和其他部队在受到人民的攻击时,被迫可耻地撤退。即使在对方没有地面部队的情况下仍然大规模轰炸伊拉克和南斯拉夫,也是帝国主义认识到在这一时期下没有任何国家、地区或人民愿意被占领,自从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的官僚政权垮台以来,那里也出现了持续的革命危机。即使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危机的恶化也加剧了劳资矛盾,导致了工人阶级反反复复的罢工斗争。然而,革命力量在组织上还不够强大,无法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良好革命形势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潜伏在党内的资本家在修正主义者邓小平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并在所谓的中间派华国锋的名义领导下,接管了党的控制权。正如毛泽东经常教导的那样,随着政治控制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中,社会主义基础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控制。同时,阿尔巴尼亚工党的领导转向机会主义路线,攻击毛主义,把毛描绘成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虽然红色高棉继续在柬埔寨掌权,但他们一直在同内部敌人进行斗争,在被苏联支持的越南军队打败时,还没有摆脱战争的经济蹂躏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能够为国际无产阶级发挥社会主义根据地的作用。在毛泽东死后的几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混乱,邓小平修正主义者通过华国锋试图把自己描绘成毛主义的鼓吹者。特别是他们错误地兜售修正主义的三世界理论作为毛泽东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总路线。许多革命团体接受了这些立场,直到1981年中国共产党非常公开的修正主义历史决议和1982年第十二次大会之后,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才开始公开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然而,一些部分继续遵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毛泽东的革命教义。其他一些部门也加入了阿尔巴尼亚工党对毛主义的机会主义攻击。然而,这些政党后来要么解体,要么公开暴露其修正主义性质,而那些坚决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在实践中坚持毛泽东主义的政党则可以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今天,这些力量构成了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核心。他们领导着秘鲁、菲律宾、土耳其、尼泊尔和印度的武装斗争。尽管这些力量在组织上仍然非常薄弱,但它们的力量仍在不断增长,其力量增长的主要来源是马列主义-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过去二十多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证实了对毛主义的大多数评估。特别是面对人民的斗争,苏联的解体和超级大国地位的退却,以及面对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美国超级大国的严重削弱,证实了毛泽东的评价,即这些帝国主义者不过是纸老虎,人民可以给他们上一课。同样,毛主义也是如此。仍然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各自国家制定和执行革命方案的最佳工具。它还对世界各地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和理论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进步或重大的发展,但宣传运动仍在适应世界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它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唯一科学正确的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道路上经历了胜利-失败-胜利的过程。对于那些因为这个过程的兴衰而沮丧的人来说,记住毛泽东在大辩论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给予的理解,“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它代替了一个剥削阶级,也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倒退,经历许多斗争-革命,然后恢复,然后推翻复辟。许多欧洲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从意识形态准备开始到最终征服国家权力。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场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想象剥削阶级在不谋求恢复统治的情况下,温顺地剥夺无产阶级的一切特权,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要明白这只是暂时的失败。但是,马列主义15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明确地证明,领导和引导国际无产阶级走向最终胜利是这一学说的历史命运。